南方报系集团专访李嘉诚先生(撮要)

•我感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撤资」这两个字是用来打击商界、扣人帽子的一种说法，不合时宜， 对政府和营商者都是不健康的 。

•用出售物业和资产作为「撤资」的例子，是可笑的。

•地产是我们核心业务之一，集团收租物业所占比例不高，在香港的最佳地段如中区，用作长期收租的写字楼物业总面积约有380万平方呎，总市值不少于1300亿港元，包括自用或曾用作总部的华人行、长江集团中心、和记大厦、中环中心和其他重要高尚地区的商场等；内地方面，位于最佳地段的收租物业包括上海、北京如东方广场等亦约有500万平方呎，总市值至少400亿港元，中港两地收租物业市值共1700亿港元，至于集团和我私人持有的全部海外收租物业市值只是中港两地的千分之五。然而，与其他大型地产发展商相比，我们无论在国内或国外，所持的收租物业规模都属较小，其他全属大型住宅发展项目，于建成后90%以上会出售，余下商业部分如商场即使留作收租用途，亦或会于将来时机成熟时出售。酒店及服务式住宅则属长期经营项目，但间中亦会出售。估计2013年，集团在香港的住宅发展项目卖楼收入只及对上两年约15%，主要是等待政府批出预售楼花同意书，而国内则仅较上年增长约15%。一切地产卖买都属正常商业行为。另外，于今年，长和系投资于香港的新基建项目(货柜码头)金额40亿港元，而投资于海外(新西兰及荷兰)两个基建项目总额则为130亿港元，实际动用资金80亿港元，仅占长和系全年总毛收入约4300亿港元(今年年报数字)的不足2%，可说微不足道，因此外间认为我们撤资，是以讹传讹，绝非事实。

•再以集团在新加坡投资为例︰过去二、三十年来，一向与当地政府关系非常融洽，而出售物业总值以百亿元计。过去两年多因地价上涨，在当地买不到合适的土地，现时手持可供发展的土地很少，亦已全部发展，只余不多于1%的住宅单位尚未出售，也没持有任何收租物业，却从未被新加坡方面批评我们「撤资」。

•至于地产以外，过去一、二十年，在我们出售的业务中，有获利逾千亿港元，也有接近千亿元的，而超过百亿元计的亦不少，有时在某国家出售业务后，于有新机会时又再重新加大投资，当地亦视为平常事，绝无引起任何传言。企业按照法律经营，赚得盈利后再投资其他任何地区。或因经营不善亏损、业务回报低或前景欠佳而退出，均属纯商业决定。高卖低买本来就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但就全世界而言，从来没有批评过我们撤资，惟独香港传言不断，令人遗憾。

•作为一家国际性综合企业和负责任的上市公司，必须留意投资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对经济发展循环及业务回报条件常常要带高度警觉思维，灵活调整是很正常和重要的运作；否则，如果你是投资者，也不会投资一间对股东不负责的公司吧。

•大家都知道科技主导未来，经济发展模式会因应出现调整，滥竽充数不再，「老牛挤奶」时代不再，企业要在经济巨轮中持续主动。

•观乎全球各国的政府均重视提供更佳的营商环境，因他们知道上市公司和企业在这经济巨轮和股东鞭策的压力下，必须寻找更好的经济和社会资本回报。

•和黄的香港业务占全球投资比例约15%，长实在香港的投资占全球的约三分之一，如果地产做得少一点，比例会更小。

•香港很难再扩展，原本曾想出售百佳，后来因价格不理想，及发现有更好的构思，所以叫停。

•1979年我收购和记黄埔之前，它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是零投资，别人以为和黄现在的国际业务是我收购之前留下来的，事实上是由我开始(投资海外)。因为知道这个情况(香港市场有限)，我不断到外国投资，今天证明我的做法是对的，如果集中在香港投资，根本是蠢事！

•只是一两个人开始这样说我而已，很多都是跟风，他们根本不是为了什么事。

•对「撤资」感到奇怪，他们这样说是因为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别人说我怎样怎样，一般来说我是不会作出辩论，如果每天都是这样辩来辩去，太疲倦了，不值得。

•内地房地产过去两三年持续上涨，往往以高于市值的价格也无法投得土地。按国家GDP现时每年约7.5%的增长计，一个普通家庭收入增加后，购买房子是顺理成章的事，加上开始放宽一孩政策，也会对物业市场造成很大的需求，因此，我对国内地产市场仍然乐观。

•绝对看好内地经济，只要有合理利润，我们会继续投资内地地产市场。至于香港的业务，在合理的环境下也会继续经营，但如果土地价格加上建筑费后，成本高于现有物业的市值，那么我们也不会罔顾市场风险而仍决定买入。

•一定不会「迁册」，长和系永远不会离开香港，不过规模的大小是另一回事，主要看情况而定，我有百分之百的责任要去保护股东的利益。至于日后出售业务，都跟「撤资」没有连带关系。

•作为负责任的国际企业主持人，经营业务不能铤而走险，一切必须以股东利益为大前提，我每天都会检讨集团的投资和营运策略，生意规模大小会随着业务所在地区或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而作出决定。以现今很多已发展或发展中国家城市同样面对的贫富悬殊情况来看，在一个地方投资所占比重越大，被抨击的机会便越高。

•世界上的投资机会和选择，实在令我们应接不暇；集团可以挑选有法治、政策公平的环境投资；如在政策不公平、营商环境不佳、政府选择性行使权力之下， 投资意欲便一定相对下降。

•健康社会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息息相关。关键是政府的权力要在法治的基础上公平公正地落实执行政策，永远不可选择性行使权力，勿令人对政府的公平性失去信心。

•我与香港或各国政府的关系都是建基于此的，不会因个别领导人或官员的变动而受影响，最重要是政策要令商界有信心。

•不过，我观察到一个不健康现况在扩散中︰「为官难，为民亦不易」，对政府和社会来说都是双损局面，有时候我庆幸自己并非当官，因为为官者要面对如何平衡和解决不同权益的问题，能力不足的一定吃力不讨好， 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演变成更大的问题。

•作为一家国际性综合企业和负责任的上市公司，对经济发展循环及业务回报条件常常要带高度警觉思维，灵活调整是很正常和重要的运作；否则，如果你是投资者，也不会投资一间对股东不负责的公司吧，我有责任对集团公司的盛衰荣辱承担应负之责。

•观乎全球各国的政府均重视提供更佳的营商环境，因他们知道上市公司和企业在这经济巨轮和股东鞭策的压力下，必须寻找更好的经济和社会资本回报。

•我每天都留意内地经济变迁、国民收入变化、教育发展情况。以每年计，内地大学毕业生超过600万名，往外国深造者逾25万人。其中读硕士、博士学位的比例亦高于很多其他国家。在外的中国留学生肯努力学习，回国后能为国家带来创新机遇，中国未来新科技发展的百分比将越来越高，GDP持续增长。

•中国政府致力改善民生，支持教育政策，将令各行各业都得到良好的发展，有能力应对骤变环境，国家将更富强。

•我看到政府发表的数据，中国占全球人口21%，土地9%，可饮用水6%，这是发人深省的数字。常言中国地大物博，但其人口比例相对而言却是负担，故推动科技、拥抱发展是政府必由之路。

•推动教育改革十分重要，商界要加大研究与开发的投资；当局要提高政策的灵活性，才可克服天然条件的限制，而中国政府正努力朝着这方向而行，我对国家未来前景充满信心。

（香港）

•香港有其弱势︰缺乏天然资源，90%以上的工业北移内地，贫富悬殊情况更难改变。然而，经济发展调整，贫富悬殊加剧的情况属全球性趋势，非香港所独有。

•我认为提供免费午餐亦难以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唯有为年青一代提供良好的教育，提高普罗大众的就业条件和机会，脱离跨代贫穷，多年来我不只一次表示不介意政府合理地增加商业税，以支持长远的发展。

•在香港，私人和公营房屋要以具弹性的方法作不同处理，我认为如果能够由政府大量兴建面积较小的公屋，照顾普罗大众的居住需要，而大型单位则由地产商自负盈亏发展，预计五年内将可逐渐解决公屋需求问题。

•社会问题环环相扣，如果搞好房屋政策，同时又能提供良好的就业条件和机会，是房地产发展的关键。

•政府需要考虑如何投资未来，若然不为年青人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贫富悬殊与社会情绪恶化只会持续下去。

•如果政府没有前瞻政策，以为解决现在就是解决未来，这是非常狭窄的想法。

•作为一家国际性综合企业和负责任的上市公司， 资产买卖是最正常不过的商业行为，令我非常遗憾的是，我经营国际性业务超过30年，今次是第一次听到来自香港所谓的「撤资」评论，在全球其他地方前所未有。

•以香港为例，只有700万人口，很久以前我已预知集团在香港的业务可发展空间已达顶限，现在的情况一如所料，以零售业来说，我们在全球共有12,000间店铺，其中香港只有 682间，这是因为香港市场已无法容纳更多，因此，集团多年来已将香港员工尽量控制在3万多名左右，跟现时香港以外的23万相比，相差7倍多。其实集团在外国赚取的盈利亦会惠及香港股东，在时机适合之下将某些资产上市或出售，所得利润将令股东受惠。现时国家领导亦鼓励国企、民企「走出去」，到海外发展。我们从多年前开始投资海外，如果集中在香港投资根本是蠢事！

•不用我说，国内政府部门都说要进行打击，价格太高，不听他们的话，还可以听谁的话？(你也觉得现在的价格太高？)是的，价格涨太高，一般老百姓买不到，投资地产的公司也有危险，像长实，负债不能超过4%，不够半年的利润，这样便没有危险，就是要步步为营，我一生人原则不会去赚最后一分铜板，要很小心。

•世界上的投资机会和选择，实在令我们应接不暇；集团可以挑选有法治、政策公平的环境投资；如在政策不公平、营商环境不佳、政府选择性行使权力之下，投资意欲一定相对下降。

•我并非万能，无法预测政治变化，也绝对没法影响政治，只感到越来越难以解决政治对我个人和整个集团的影响，我只能以我的智慧作出对股东有利的事，因为股东对我是非常信任。

•我爱国家，不过，作为综合国际企业的负责人，为了股东利益，也需要以回报为考虑要素，寻找具发展潜力的投资机会。

•中国的经济体，潜藏很多投资机会；新的自由贸易区更开放、更少限制的政策，将创造更多有利于投资的条件，对愿意参与者带来极多的机会，监管政策如有任何拆墙松绑，经济就会百花齐放，我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以及对国家前途充满希望。

•我们在世界52个国家都有投资和营运，除了香港与内地和亚洲区外，还遍及澳纽、中东、欧洲、北美和中南美洲。旗下业务主要包括基建、零售、能源、电讯、地产、酒店及货柜码头等。不同地区的经济与不同行业的表现各有其循环起伏，有助集团平衡营运风险。

•最近集团在欧洲市场的投资其实是微不足道。让我再重述一遍，今年我们投资海外基建项目实际动用资金只80亿港元，仅占长和系2012年度总毛收入4,300亿港元的不足2%，两者相差何异天壤。

•欧元区经济的好坏不能一概而论，好的机会仍然很多。

•不如说说我的「中国梦」吧。我希望国强民富！

•在2001年，有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好梦，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辽阔的沙漠有良好的道路，干旱的地区有充足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地，各地的天然资源得到很大的发挥，人口密集的城市有舒适的生活环境，风和日丽，商机繁荣，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一起和睦健康快乐地共处。

•我的好梦，就是我们的民族，每一个国民，世世代代能在尊严、自由和快乐中，活出生命精彩。

•改革方向肯定令人鼓励，新的自由贸易区将创造更多有利投资的条件，中国潜藏很多机会，我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充满希望。常言道，「落实在细节」，一切要看执行，但作为中国人，我无论过去、现在及将来，都是对民族的未来心存永恒的期盼。

•我极度关注国家发展，也十分高兴看到国家经济进一步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将更广阔灵活；此外，提高国企盈利上缴百分比至30%以改善民生，是一项很好的政策；组织架构的精简，将令政府能灵活地作出决策，应付任何骤变的重大事情。

•以市场经济为根基，其中提出让广大农民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和赋予农民更大财产权利，缩减城乡差距，这对中国未来持续发展实有深远意义。

•方向非常好，其中有很多令人鼓舞的改革。

•粤港更密切的合作关系只会对香港及广东更有利。但「滥竽充数」混过关是不可能的了， 最近有一报导说世界未来，15%是主导者，85%是活著者，（注：出自Average is Over一书)。 你要归那边？

•香港虽拥有不少有竞争力的核心价值︰法治、公正、自由，这些「社会操作系统」，观念需要时间孕育，然而却能于一瞬间消失。

•广东省发展潜力好、较开放，香港接壤广东，具地利优势，应多寻求与广东省实际合作的机会。香港企业可藉广东这个全国GDP最高的省份经营业务，两地得以产生良性循环，广州十分支持新科技发展，必将为经济带来巨大效益。

•我们在珠海投资了大型的电厂，及在广东很多不同城市有大量地产投资和集装箱码头。

•你所说的，不是香港独有的问题，是因全球化经济竞争激烈产生而来的；随着科技翻天覆地的革新，每天也带来无尽变化，在这样的时代，教育至为重要。

•如果政府把「矛盾政策化」，「对立常规化」，我们将会面对的，就不仅是奶粉和双非问题。

•自由开放的市场，重视「原则」和「法治」，两者皆来之不易，但如果管治失当，也可以一夜之间荡然无存。

•福利化社会是否适用香港？关键是，我们要有选择，要大家扶贫，也要自愿，只能使用引导的方法；我相信，香港人一向热心于慈善，乐意助人，对我来说，帮助低收入人士是义不容辞的事；但如果政府政策错误，不能解决社会缺乏上进机会的问题，只向有能力的人开刀，这是错误的，因为香港人都想创富，政府的角色，应该要令人人有创富的机会，而不是等待「打救」。

•基金会致力支持具典范作用的公益项目，例如这个与广东省合作的创新项目，运用网络平台，推动「集思公益」，会令社会有更大的得益和进步。

•所提及的模式现已不适用。基金会已拥有我三分之一的资产，至今已捐出145亿港元，如有良好的项目，将不断地继续支持，希望能对我们民族有良好的贡献。本年来，基金会在内地及香港已捐付及承诺之数目达40亿港元，是历来最高的一年。

•多年前的一个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寐，内心萦绕着很多问题︰

如何令基金会成为一个完善而长远的组织，如何能有长期固定收入延续其运作，内心如何取舍等等，思潮起伏，结果直至凌晨，骤然，一个答案涌上心头，令我豁然开朗，因我顿悟了把基金会视作我第三个儿子的道理，这样我会全心全意爱护他，给他分配财产，使他获得所需资源落实一切公益项目，把我的心愿永远延续下去。

•在财富要代代相传的传统观念中，将一个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基金会视为自己的孩子，可以鼓励承传，期望这种想法能在中国人社会扩大和延续。

•基金会并不向外募捐，捐款人只有我一人，资金的大部分是基金会现有已投资项目的固定收入，另有部分是来自我个人从香港和外国缴税后的收入。

•我们守信重诺，承诺的捐款均100%如期或提前捐付，当然与我们合作的伙伴也要重言诺，很幸运多年以来，我们的捐款最后绝大多数都得到理想的效果。

•基金会设有具规模的董事会、独立的财政及监管制度，各项目都有不同专业人士参与，保持基金会的信誉。

•我订明基金会所有收益，绝不惠及本人、家族或董事等等。

•基金会专注两大范畴内—教育和医疗，资助的主要原则是项目必须能推动社会改革进步，确保能缔造最大的效益；项目必须获政府配对支持和受助单位必须有效管理及运用资金。

•作出决定前，必会经过主要负责同事的仔细研究，让我有决定捐款支持的理据。

•虽然，我是拥有最后否决权的人，但亦尊重部门负责人的意见。

•基金会与政府部门合作很愉快，不过，由于中国发展快，各地差异大，基金会要时常聆听前线及基层人员的意见，以期捐款能用到实处。

•多年来与广东省合作非常愉快，广东省亦大力支持汕大的教育改革。

•广东省支持「集思」推广「参与式」慈善，足证领导开明。

•有共鸣，会令人更积极，其他项目商谈中。

•支持汕头大学，就是推动中国高校改革，我个人认为，投资教育失当，不推行教育改革，是对未来的罪行；汕大开展教育的改革，难度很高，最难的是要争取不同部门的支持和认同，幸好，汕大的改革成绩有目共睹。

•以色列理工学院经过长时间寻找，最终确定汕大为合作伙伴。

•我知道不少地方政府希望和以色列理工学院合作，但对方认为与我们的理念相近，故最终选择与汕大合作。

•汕头大学是基金会核心项目，也是推动中国高校教育改革的平台，基金会对汕大已捐资达60亿港元；汕大全方位改革，为学者培造更自由空间，以孕育创新思维、突破常框的研究。

•汕大的规模比其他大学的规模小，但具生命力。

•其他项目包括全国宁养医疗服务计划、医疗扶贫、疝气手术、与中残联合作的「长江新里程」等，都是长期支持的计划，其中「重生行动」唇腭裂手术成功实施，并已纳入国家医疗保险继续执行。

•在内地各省份，也会支持其他推动改革和倡导思维范式转变的项目。

•最重要的是教育改革，良好的教育是唯一达致成功的方法。

•过去7年，汕头大学超过97%的学生在毕业后第一个月就找到工作。在汕大任何一个角落也找不到「李嘉诚」三个字，我捐建汕大只想做出成绩。又例如医学院的13名学生，参加美国执业医生考试，非常艰深，即使当地学生也没有百分之百能够毕业，但汕大的学生全部通过考试，今年有23名汕大学生参加美国考试，也是如此。中国学生实在了不起，我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充满很大信心。

•以色列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机会的国家，以色列人鼓励批判思考，喜欢越辩越明，这是正面积极的。以色列的传统，让人民植根于自己的民族认同；他们不断追求知识的渴求，就如被赋予会飞的翅膀。

•全以色列的国民均公认，他们国家的背后，均有Technion 的学生身影 — 没有Technion ，以色列没有今天的国家动力。Technion 成功的秘诀是他们在专业教学和科研创新的高度融合上，加入创业发展所需的「精神、能力、信念」基因。在高科技行业内，Technion毕业生领导的公司的年产值估计不低于210亿美元。

•在麻省理工学院首届综合研究，Technion在全球企业及创新排名第六。

•Technion认为汕大 有独特的办学优势，两校同样拥有非常一致的价值观促进教育和科研。汕大的地理位置－在主要的特大城市外－从环境的健康和生活质量的角度考虑－也是吸引Technion的原因。汕大目前已有的办学设施和计划建设更多的医疗、顶级文化和体育设施，也将和「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 有效共享。

•成功引进「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不仅能解决广东省急需的高水平的工科院校，也会快速提高广东省在中国教育界的地位，成为迄今为止引进唯一能真正为中国做出多方面贡献的世界一流工科大学。而且，这学院的选择有明显的杠杆效应， 能同时配合广东省急迫转型至高技术、高质量工业的策略和快速提升经济发展。

•对于经营国际综合业务的企业家来说，成立基金会，并投入一大笔现金或可实时变成现金的资产，并非易事。基金会已有良好的固定收入和投资，遇到好的项目，我都会亲自投入。

•我视教育、医疗和公益慈善是终生不渝的事业，除了金钱，也亲力亲为，投入不少时间心血，使得来不易的金钱用得其所，令项目受助人得到最大受惠，能如此，是我最大的快乐。

•身为中国人，回想起我生长于抗日战争期间，国家被侵略，面对贫病、失学，于是发心要终我一生，让基金会拥有旺盛的生命，有能力继续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

•我喜欢简单生活，我追求的是付出个人力量，协助社会进步。有能力从事公益事业，是一种福分，从中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有能力的人，要为人类谋幸福，这是「任务」。

•基金会的同事工作勤奋，取得的成绩绝不逊于任何商业机构。

•推动奉献文化，基金会亦希望可作为示范模式，鼓励更多有能力的企业家、专业人士将部分财产捐出，成立慈善基金会，并视这个基金会如同自己的儿女，一代传一代，贡献社会。

•支持教育项目能得到以十倍、百倍甚至千倍计的效益；医疗方面，造就更多能为人类健康作出贡献的人才。

•基金会承受我三分一的财产，长期推动奉献文化，希望可以作为示范模式，鼓励社会上更多有能力的人这样做，亦冀能带来更多政府配套资源及政策。

•我对基金会事务亲力亲为，有时甚至废寝忘餐。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基金会的项目有需要，我也尽可能出席交流和分享活动。

•为基金会项目而求助于人的情况时常会有，出发点无非是希望尽量提高项目的效益，有效果的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如果是为对国家民族和人类有益的事，即使卑躬屈膝我也在所不辞，但若是为个人名利或公司利益，我绝对不会这样做。

•需要国家和人民一起尽心尽力地去做。

•全世界都有这个现象(贫富分化)，并非香港独有，内地也有。与10年前相比，欧美大众今日的收入和购买能力，原则上也没有太大的改善。

•内地喜欢做这类服务的人并不多(因为病人会去世)，反而其他如儿童项目较多人喜欢做，因为回报高。

•一个非常冷的冬天，一个朋友患肿瘤病，进了私家医院，我探望他，他看见我非常高兴，双手拉着我的双手，要我坐在床边；朋友后来睡着，拉着我的双手也没有放开。我心里想︰这个朋友很富有，得到很好的医疗照顾，但因肿瘤而痛楚不已。内地贫穷的癌症病人没钱接受治疗，生活怎样过？于是立即想到开展宁养服务，我不喜欢「临终关怀」，改为「宁养服务」。

•汕头大学医学院设立第一家宁养院，一天我与医护人员见面，鼓励他们︰如果你们做得成功，我保证于短时间内会在全国设立数十家宁养院，为贫困癌症患者提供免费宁养服务。

•我不惧怕死忙，假如我是一盏灯，能够照亮一条路就好了，而且，我还有留下有生命的基金会，只有政治可以破坏它，因为不是我所能控制，不然没有人可以破坏这个基金会，我的儿孙及董事不能从基金会得到任何利益。这个基金会拥有自己的资产，足够让它继续做过去和现在进行的公益事业。

•说回宁养院，我告诉所有宁养院的负责人，现在使用的药可帮助病人减少80%的痛楚，假如新药可帮助病人减少90%痛楚，即使价格贵一倍，他们也不用问准我，立即转用新药。能够帮助贫困病人减轻痛楚，实在是有意义的事。宁养计划已做了10多年，在内地及香港至今已有42所宁养院。日后若国家愿意做这类的事，我可以停下来，否则虽然没有回报，我会继续支持这类服务。

•我常常鼓励宁养服务的医护人员，我说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否地狱，癌病病人的痛楚程度是最高的，有人甚至会撞向木头，把痛楚感觉转移，很凄凉。汕大医学院作为第一间宁养院，非常好，全国宁养服务的全部费用由我支持，每年的资助金额会增加，两三年内，每年捐款要增至1亿元。

•另外一个项目是「重生行动」全国贫困家庭唇腭裂儿童手术康复计划，是跟民政部合作，为患儿提供免费手术，至今2万多名儿童受惠，虽然服务对象主要是21岁以下的病人，我私下说过，就算是40岁的病人也要帮助，因为他的人生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这个计划做得很好，去年更被国家纳入医疗保险。基金会与民政部合作愉快，项目亦圆满完成，不过我们仍会继续在汕大附二医院做有关的医学研究。

•另一个我主动做的是疝气手术，知道青海有六、七千名患儿，便立即决定首先在西部三个省做试点，提供免费手术及交通费，如果成效理想，会扩展至西部其他省份，民政部知悉情况，主动表示跟基金会合作，现在全个西部有69家医院提供这个免费手术，完成19000例。

•还有与中残联合作的「长江新里程」，多年来免费安装17万义肢，做了107万白内障手术。

•我们是发自内心去做这些事，期望受惠病人真正得到益处。基金会与外国不少教育机构有联系，对汕大的发展有极大帮助，周小姐多年来为汕大东奔西跑，为的并不只是汕大，而是整个中国教育。

•我在外国赚到钱，拿回中国，有什么不好？基金会的资金，大部分都是从外国赚取而来，私人投资而来，每一分毫都是税后才注入的。

•投入公益慈善事业是我终生职志，绝不求名利。

•树大招风是盛名的代价。

•再三说明，地产只是我们这个国际综合企业集团的核心业务之一。

•「地产霸权」实在是一个笑话，我们在外地赚的钱远远多于香港，若地产业务继续艰难地经营，高价投地而亏本，就是对不起股东。我们是一家小心经营的公司，长实今天的负债比例是4%，和黄是21%，以其这样规模的公司而言，在外国是属于低的比例，还有在加拿大的Husky，负债比例只有12%，也是非常低的，这是我做生意的原则，对于债务和贷款问题，非常小心处理，如履薄冰。我在1950年开始经营自己的业务，到今天已经60多年，经历过不少风风雨雨，也一路走过来。

•过去两三年我们在香港买入的项目较少，香港地价高，已看到不健康的趋势，国内的地价也飞涨，我们也无法成功投得土地。

•大家都知道香港地产市场一直由政府政策主导，不论从土地供应到投地条件的设计、房地产税务政策等等，并非地产商决定，因此「地产霸权」并非属于地产商。

•没有人相信我在最艰难时候，仍去帮助比我更穷困的人。

•50年代末期，我的经济环境转好，事业发展顺利，如日初升，拥有足够一生享用的财富，却不快乐，反问自己这样的富贵是否快乐；后来在一个辗转反侧的凌晨，找到了正面答案︰金钱用得其所，就是「内心的富贵」。所以，我的内心，一日比一日富贵。

•建立自我，追求无我。

•可以站得牢，挺得腰。

•有人问我这么忙碌，为什么仍然那么精神？除了运动，我内心安稳，精神没有困扰，自己没有特别的要求，做对人类和民族好的事，便感到开心。

•走正路，有理想，作为中国人，对自己民族作出贡献。不求名，在内地捐款，拒绝所有的建筑物以我的名字命名，即使是汕大的基建、设备90%的款项由我付出，我唯一要求是不要写上我的名字。

•很久以前捐款支持潮州两所大型医院，市政府领导曾游说写上我的名字，我不肯，他们于是建议写上我父母名字，我也不肯，我回答说先人如果有知，父亲一定认同我的做法，我更说笑如果真的写上父亲的名字，将来拆掉更不好。

•不要问这些问题，我仍然很活跃，对未来充满期盼。

•虽然我已85岁，脑筋仍清晰，除了应付公司业务，也能同时处理基金会工作。

•我一生勤奋，不停的抢学问， 面对不开心的事仍然保持愉快心境，因我此生无憾，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拥有的资产一分一毫均从正途而来；即使有容易赚钱的机会，但对数个有疑问的行业也坚决不参与。

•把自己数十年来努力赚取而来的三分之一财产成立基金会，其中最少80%以上用于大中华地区，余下不多于20%则用于海外。

•遗憾的事是不早点成立基金会。

•世上无完人，一个人即使做到99.9%的好，只要有0.1%误会的瑕疵，只要他是名人，也会遭到严厉的攻击。

•早前我应广东省粤东侨博会的邀请，以潮州话录制了一段说话，其中提到︰「科技主导未来，大家都知道，智能机械化的速度将超乎我们的想象，滥竽充数不再，『老牛挤奶』的时代不再，捍卫未来的最好方法，就是投资教育和推动教育改革，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永远告别落后、参与未来，是有能力者共同的任务。」潮汕地区「永永远远」不要落后，实在是我真挚、充满感情的说话。

•我一生希望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国民，拥有有价值的人生。

•我不会理会这些事，更加不会自我评价。

•从过去到现在，我都是问心无愧。世界没有完人，我只是尽量用知识和感觉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人要在工作中发现人生，生活就乐趣无穷。

•我每天都乐于为股东或基金会付出时间和精力，数十年如一日，(说笑)我可能是公司「请病假」最少的人之一。

•最大的乐趣是为公司打造良好的基础，也令从事公益事业的基金会资产不断膨胀，赋予其生命，这一切都会令我每晚笑着入梦。

•看书是我最大的享受，我年纪虽长，每晚仍会阅读不同类型的书籍，追赶新的科技知识和与我事业有关的信息，当然也包括政治和经济的，很多时候午夜或天亮醒来时，书本搁于胸前或落在身旁，直至今天，这个习惯依然保持不变。

•我十分热爱和钟情公司每一项事业，熟悉其内部运作及有关业务的重要数据，也了解每个行业现在的情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改善不足，领先其他同业。

•虽然我是大股东，小股东的权益跟我一样。数十年来，我每年都只拿5000港元的薪酬(问︰但是很多人认为你拿5000元是为了避税) 欲加之罪！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发现香港人对外国公司的信任比香港的高。长实筹备上市时，经过几次股票定价会议，我说每股3元，但包销商说最少应该值11元，后来对方因我坚持，建议8元，不过我仍坚持3元，他们说能以较高价格上市，为什么这样浪费？其实对方不明白我的想法，尽力做得好，让股东知道长实是最好的公司是最重要的。最后包销商说︰如果每个人都像李先生这样，我们每天都可以喝香槟庆祝！

•按道理，我可以比最高级行政人员多拿三、四倍的花红；我经营业务有自己的理想，也有很大的理想去做基金会，因为金钱来得不易。

•Victor清楚集团业务的实际情况，和其他执行董事共同协力工作，我对他们是充满信心。

•我对赚钱的重视程度不及捐钱，至于外界对我的评论都是盛名之累，(问︰这是你最艰难的时候？)即使是最艰难的日子，我也是充满信心。我的最艰难时候是13、14岁。12岁时，日本侵华，我和家人从潮州来到香港，过了不久因生活关系，我要工作，后来日本入侵香港，母亲带着弟妹回到潮州，我与父亲留在香港。日本统治香港期间，没有什么好日子可以过，13岁父亲因肺病住进医院，不够一年，他去世。照顾父亲这段时间因为喜欢看书，发现自己也有肺病，病情接近危险阶段，但我告诉自己不能死，身为大儿子，为了母亲和弟妹，为了前途，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工作，立志做一个有理想的人，同时也不停抢学问，到旧书摊买旧书看，其中包括老师使用的教科书，跟谋生有关的书，三年零八个月的岁月，知识比得上一个中学毕业生，这段日子也没有因为自己的病看过一次医生。

•假如我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便无法活到现在。

•我一直都很冷静。如果认识儒、释、道的精粹，便会明白人生很短，不应浪费时间去理会这些事情，应从正途去做对的事，例如基金会的工作每天都在进步中，每天都有成果，像在荒芜之地，种下大树，让后人有收获，这是很高兴的事。

•不敢说我是华人之光，只可以说从小到现在以及未来，我深爱自己的民族，回想起我生长于抗日战争期间，国家被侵略，面对贫病、失学，于是发心要终我一生，让基金会拥有旺盛的生命，有能力继续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也以捐建汕头大学为例，成立至今30多年来，我坦然面对任何困难甚至是忍受屈辱，对汕大也不离不弃。

•不少好友游说我出版传记，若干年前我也曾在一个月里，每天花三分之一时间与专门小组整理和撰写传记的数据，不过，有一天突然想到这类传记可能会涉及其他不少人，为免对别人有所影响，最后决定把所有数据封存，不再继续。

•如果真的要写墓志铭，我会选择一直支持我每天充满斗志的两句话︰建立自我，追求无我。

•在管理上，集团采用现代西方模式，组织架构完善，也拥有良好的监察与制衡(check and balance)制度，但我内心常存很大部分好的儒家思想。

•诚信是企业管理者成功的首要元素，要守言诺、重信行，答应过别人的事，明明吃亏都照做，让竞争对手也相信你，那就成功了。

•管理之道，首要任务是知道自我管理，在流动与变化万千的世界中，发现自己是谁，了解自己要成为什么模样是建立尊严的基础；

•二，成功的管理者都应是伯乐，要甄选、延揽「比他更聪明的人才」；在高度竞争社会中，高效组织的企业无法负担那些滥竽充数、唯唯诺诺、灰心丧志的员工，同样也难负担光以自我表演为一切出发点、或只会能言善道而无实干能力的明星级「企业大将」，管理者必须知人善任，赏罚分明；

•三，好的管理者真正的艺术在其接受新事物、新思维与新发展的能力。人的认知力由理性和理智的交融贯通，我们永远不是也永远不能成为「无所不能的人」。

•四、管理者也要知己知彼，清楚知道从事行业的现况，竞争对手想什么和要做什么；即使以数据为业务成绩的依据，亦不能单看绝对数字，也要参考同业情况，作出比较，才能检讨改善公司策略及思考未来发展的路向。

•我一直不停吸收与集团业务有关的新知识和新信息，研究世界政治、经济民生发展情况和趋势。

•85岁，就不能爱科技吗？我对新科技深感兴趣，令我的心境年青化。

•18世纪工业革命由英国开始；21世纪则是科技革命，不少行业包括国防工业、农业、水利、能源、医疗、生命科技、电讯、互联网等等均有突破性的发展，投资机会数之不尽，应接不暇。

•我喜欢新科技，私人参与投资的科技公司有60家，也越来越相信「知识改变命运」。有一项关于农业的项目，一样的土壤、一样的水源，不改农作物的基因，可以增加三分之一的产量，若果这不是新科技，那是什么？现在已证明这项新科技是成功的，并在国内进行试验。

•我投资高科技的原则是重视大数据，讲求颠覆性革新。公司有不少人才，各有各长，专业小组每天留意全球新技术的发展趋势。

•每一天，这个世界都有很多人在思考如何解决问题，所以好的企业不难找，有时我反而会问，为何命中率不可再高些？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我成功并非因为我聪明，而是我花了更多时间去思考问题。」今天，只要你想到如何解决难题，你就是天才！

•对，新科技机器或仪器可替代工人，速度快、生产力增加。 和黄在鹿特丹港的自动化率是90%，在西班牙是60%，在香港是20﹪。我们要透过教育提升工人的知识，科技加速，是另一革命的开始。

•Victor在集团跟随我工作差不多30年，一直参与所有业务的运作，了解比我还要多，也建立了很多对集团有利的事业，例如基建这一项，他是最重要的领导，成绩斐然。

•我们对集团发展大方向的想法是一致的，不会超越「守中有攻、攻中有守」的原则。

•同时，集团的执行董事忠心耿耿，各展所能，公司的高级行政人员，这么多年很少人辞职，可说是管理层变动最少的公司之一，有的跟随我数十年，他们与全球超过26万名员工尽心尽力工作，为公司现在和未来谋求更好的发展。

•我原本打算提早退休，但现在所面对的世界政治和经济局势动荡，是无法预料，所以我还没有具体的退休时间。

•但我已做好退休准备，Victor随时可以接棒，假如要在数个小时后把公司完全交给Victor，相信他与所有同事可以好好的继续经营，所以我不担心。而且每间公司各自均设有董事会，管理架构、会计制度，此外我们也十分重视监察与制衡。

•坦白来说，我年青时不喜欢应酬，Victor不喜欢的程度比我更甚。他是好的丈夫、好的父亲，工作以外跟家人过着正常的家庭生活。Victor做事认真，工作努力，对公司业务情况绝对清楚，心思细密，财政保守，跟公司同事关系非常好。(问︰他在商业方面的判断？)因为他了解外在环境情况，可以作出正确的判断。(问︰哪方面比你强？)最少他受到良好教育，英文程度比我好。(笑)。

•两个儿子都聪明，但性格不同，我非常爱他们，他们也爱国。大儿子Victor循规蹈矩，工作认真，不偷赖，跟父亲一样不喜欢应酬。

•小儿子Richard也聪明，很灵活，虽然喜欢玩，但认真做自己的事业，这几年他的事业有大改变，其所经营的两三个固定行业均有很好的基础，让我安心不少，对他的事业充满信心。

•虽然我是商人，我没有参与政治，但我爱我的国家，我一定是关心政治的，政治跟经济根本是手和脚的关系，假如两者背道而驰，是难以处理，希望政治和经济好，让人民富国家强。我曾经说过︰讲真话，做实事，有贡献，我的基金会是不停地做公益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