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粹主義近年在香港開始出現，其背後根源是什麼？你認為應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怎樣才可以使香港社會向良性的民主過渡？
- 「撤資」兩字對長和系並不適用。
全球都要面對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這對各個政府來說，是頗為困擾的，但切忌“情緒政策化”，因為這是個大滑坡，會造成惡性循環。
我自己是窮苦出身，經歷過家徒四壁的滋味，這是刻骨銘心的。我很明白天天要擔憂生活的感受。滋生民粹乃人之常情，但社會的重點是如何解決問題，而不要停滯在憤怒情緒的階段。
面對社會基層問題日漸複雜，只從扶貧的思維出發，是解決不了競爭力不足的問題；很遺憾，不少政客只會推波助浪，結聚憤怒，視之為得到選票、得到權力的平台，比聚焦解決社會問題更重要。如果社會因為太多紛爭而停滯不前，經濟發展政策沒有朝氣，對任何階層，都沒有好處。
要實現社會向上流動，解決跨代貧窮，教育改革是必由之路；投資教育失當、推行教育改革不當，是對未來的一種罪行。面對科技日新月異，工業化替代力日強，精準自動化，給“生產隊伍”提供再培訓，已是刻不容緩。
香港在創新科技的投資和發展方面，一定要急起直追。因為科技主導未來，高質素和創新的工業尚有發展空間；社會要創富，要機會多元，才可紓緩貧窮問題，這些應是政府領導層份內應為之事。近年澳門的博彩業越來越興旺，為香港帶來不少工作就業機會，例如酒店業、裝修業；但只看香港失業率3.3%，便認為改善就業結構和提高素質並非迫切，這等同在製造明天的問題。如果看資料，香港從事“創新科技”的人數，看來不錯；但若與其他地區比較，有關就業的本質和在科技方面取得的成就，則不可同日而語。按香港政府的資料，從事“創新科技”產業的約有3萬人，以香港360萬就業人口計算，即每1萬人中，就有約80人從事“創新科技”。但觀乎其他權威統計，在其他科技產業成績顯著的地區，例如以色列，他們擁有最多的科學家、科技人員、工程師等，每1萬名雇員中，就有140人從事相關行業；美國則是85人，日本是80人，中國台灣是45人，新加坡是32人，香港在同類統計中卻沒有排名。香港的“創新科技”人才有多少是科學家和科技人員？香港的政策和環境真的配合“創新科技”發展嗎？真正優質的就業環境，應該讓每個人的能力，在多元產業下得到最大的發揮。
- 你覺得香港應該怎樣鼓勵創新？
- 我們看看新加坡和香港。基於兩地的社會和營商氣氛不同，香港相對來說，在鼓勵創新上不容易。新加坡的輿論，不會對外資在當地獲取盈利而有所批評；對於解決勞工問題，新加坡在輸入外勞方面更為進取，但失業率不比香港高；新加坡沒有中國作後盾，先天條件甚至沒有香港那麼好；新加坡重視睦鄰，要兼顧國防開支，香港則沒有這樣的負擔。然而，新加坡在創新方面卻非常成功！
1997年時香港的GDP跟新加坡一樣，但今天新加坡高於香港最少三分之一。香港一定要提高競爭力。香港若真的走上民粹主義之路，就會像野馬易放難收。 - 現在的香港，任何一個小問題都會被擴大演變成社會的矛盾和問題。你認為怎樣才可使香港社會向良性的民主過渡？
- 關於良性民主過渡，我經常認為，有權利選擇，是一種福份。
何謂良性民主？任何機制的討論，都先要有定義。我認為，健康的民主社會，講求法治、包容和多元。如果一個社會思維封閉，民主制度的作用也不大，也不會讓社會更加開放。我們要在社會責任和權益之間取得平衡，不能只看重權益，輕視責任。你知道香港有多少人交稅？根據香港稅務局資料，(2011/2012年度) 5%人口承擔了91%的薪俸稅收。
近年經濟學有一熱門討論，就是“邊際生產力”（Marginal Productivity）可以是“零”。經濟學者Tyler Cowen認為，受薪者的收入和福利與其能產出的經濟效益不對稱，是今天經濟復蘇下失業依然高企的原因之一。據聞有些外國大企業今天聘用高管，面試問題之一包括“你曾否有裁員的經驗？”簡言之，科技帶來的替代性挑戰更明顯時，企業為了提高競爭力，只能投資效率和聘用高質素的員工。
因此，我多次表示，不介意政府適當地向商界增加稅項，例如增加0.5%商業稅，只要定點用於對持續教育和再培訓的投資，協助提高本地的就業品質，增加年輕一代向上流動的機會，我是支持的。我也贊成政府對小企業或特別新科技行業提供低稅率或免稅待遇，以鼓勵這些行業的發展。
- 如何看待2017年普選對香港社會的意義，以及普選前香港社會潛伏的挑戰？
- 我85歲了，和一個17歲的青年看這個社會，是不一樣的；我和他所看到的未來，也是不一樣的。談論選舉制度，要85歲的人為17歲的人定義一切，那是很危險的事。我連自己的子孫將來會做什麼，我也說不到。
民主有多種模式，民主制度，最重要的是與政府權力作出平衡。但具體要怎麼做，應該交由大家討論。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一國兩制”更是開創先河，在歷史上、世界上都是獨一無二。我相信香港人有足夠智慧作出決定。
英國前首相邱吉爾說，Politics is not a game. It is an earnest business。“政治不是權力遊戲，而是很認真的事務。”一個要為香港人服務的領導，怎可能不愛國家、不愛香港？
香港是我的家，一直是個和融社會；我希望大家知道香港人包容、熱心，有正義感，對國家富有感情。你在香港問路，儘管香港人和我一樣，說著不鹹不淡的普通話，也會用這不標準的腔調耐心回答。內地遇到天災，香港常常是感同身受。
因此，我們不要因社會上一些表面現象，扭曲港人對民族認同的心；或許，香港正經歷一種身份認同的痛苦和掙扎，這是可以理解的。
我們要繼續大量投資教育，創造機會，提供公平公正、有制度的社會，這是持續穩定繁榮的基本因素；對於國家民族，自己的家，香港人是很真心的。
- 自從香港回歸以來，經歷了商人治港、公務員治港，以及專業人士治港幾個階段。管治當下的香港，應由哪些問題重點切入治理？香港在政治、經濟以及社會方面，你認為面臨最急迫解決的問題是哪些？香港的治理人才應具備哪些才能與素質？
- 關鍵是“制度治港”“法治治港”。法治社會，就是能夠制約和監督當權者的權力。
我要重申，香港步入經濟轉型，傳統工業式微，服務業和金融業取而代之，專業機會不足便影響上流機制，基層勞動力需求大又未能滿足，供求失衡，貧富懸殊特別明顯。
香港如何提高長遠競爭力是關鍵所在，政府推政策時，須經深思熟慮。大家都知道我投資了一些創新科技行業的以色列公司，在洽談過程中，以色列政府有一個建議，令我很感動。 他們跟我說，“對於科學技術顯著、前景明朗的公司，從商業策略考慮，你們當然可以很快拍板投資；相對於一些公司，你在考慮與不考慮之間，我們政府會以政策鼓勵你作出投資，政府甚至願意也參與投資，但只出任沒有話事權的共同股東，以分擔你的風險。”我問他們，不怕被批評“官商勾結”？他們說：“這是我們存在的原因，要為我們國民提供機會，就需要投資社會。”當時我很感動，我想，假如在香港這樣做，一定有人會不分青紅皂白，爭先痛斥一番。
香港政府推創意產業，是為了社會效益還是提高個人地位？政府要提出具創意的創意產業政策，能承擔社會壓力嗎？科技主導未來，社會要創富，才可紓緩貧窮問題。
一個有責任、有魄力的政府官員，應該抱著“輸了就是贏”的心態；只要政府投入資本，即使未有回報，也會產生社會效益，這已經贏了，因為這樣才可以推動商界參與，啟動產業齒輪。
香港人才濟濟。社會怎會不認同一個真誠為社會、為百姓服務，懂得處理與各持份者關係的領袖？如果對事情看得透、對民情敏感度高、連微細變化也能抓住、知道如何好好運用資源的領袖，怎會不受歡迎？
- 有人說，香港是商賈的香港，是四大地產家族的香港，是執政精英通過吸納經濟和金融精英參與來控制社會的模式，但這種模式在2017直選大望之際被動搖。你如何看香港過去幾十年的商界壟斷和政商關係的演變？
- 不清楚何謂“四大家族”。集團旗下業務，99.9%也需要與同行劇烈競爭的。惟一被視為壟斷的，是公用事業，除了我們的港燈，還有中電。港燈是我們買回來的，亦都受到政府利潤管制協議的規管。
有些行業也不是完全開放的，一些專業亦有“拒外”的行規，如大律師、醫生等，以確保本地人才的競爭力。事實上，政府本身也是雇主，有很多工程在進行。政府是最大的外判商，對於怎樣輸入外勞問題，亦應與有關各方面磋商解決。
香港仍然是一個競爭激烈的商業社會。要真正解決經濟問題，不能只批評商界，一定要對症下藥，“造大個餅”，增加機會，才可健康發展。
- 你是否認同香港鉅賈階層的黃金時期已經結束的判斷？是否會成為香港民主化下一步的主要受損者，執政者與底層夾擊的目標？
- 香港有很多不同類型和規模的企業，都是“踏足香港，心懷內地，擁抱四海”的。香港有大量資金自由流動，只要企業有持續競爭力，對於從商者，黃金機會永遠是靠努力創造的。
制度民主化，商人地位只會更健康。香港政府沒可能不繼續支持商人，使經濟持續發展。一個有清晰思維的領導就會明白，只有締造良好的營商環境，才可做大做強，推動經濟，就如習近平主席堅持改革開放，將會帶來更多奇跡，為國家經濟開創康莊大道；他亦重申，深化改革的目的是為了社會的公平、正義和富足，對推動良治的堅持，將燃起人民的希望和信心。
在全球一體化下，國與國之間競爭越趨激烈，科技不斷創新，社會要有健康流動，就一定要投資教育、創造未來。
- 面對近年的內地與香港矛盾問題，包括“高鐵事件”“奶粉風波”“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是否可以推論，普通港人認為他們從內地的經濟騰飛中獲得的福利有限，而受到的衝擊更大？你認為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應該如何化解這些矛盾？
- 正如我之前所述，香港人是很真心的，我們不要因社會一些表面現象，扭曲港人對民族認同的心；我相信，認真溝通和包容，可化解矛盾。
香港地方小，若因為資源安排分配問題，令到部分香港人有所感受，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應該真心歡迎所有訪港旅客，正如我們出外旅行，也想得到別人的禮待，若對旅客說出一些令人難受的說話，那是不應該的。針對資源不足導致市民不便的問題，政府應盡快檢討。
- 最近《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遇襲，萬人上街遊行反暴力和力撐新聞自由。對於接連有香港傳媒高層遇襲或受恐嚇事件，你如何看待現今的香港傳媒環境以及輿論監督能力的轉變？
- 當看見劉先生遇襲的新聞，我是心傷的，無論任何原因，暴力的事情是絕對不容許。法治對香港是最重要的，如果香港沒有法治的話，我們便什麼都沒有。新聞自由亦是我們的核心價值。如果香港沒有新聞自由，在我們來說是很大損失。
- 中國上海自貿區的推出，對於香港無疑是一個重要的衝擊，因為香港過去引以為傲的優勢，如一些開放的政策，隨著內地的開放，這些優勢將逐漸減弱和消退。在這種情形下，你如何評估內地進一步開放對香港的影響，香港應該如何應對？
- 上海是內地改革開放以來，取得輝煌成就的城市之表表者。上海自貿區的成立，對很多專業、商界來說，這是天大的機會，很多朋友恨不得立刻參與。自貿區進一步擴大開放，會推動完善開放型經濟體制機制。
綜合看來，自貿區吸引外資、引進技術、旅遊服務、金融保險等多項業務，發展前途是無限的，合作的機會多得很，對香港商界都是好事。我亦要說一句我一向服膺的話：“自強不息”！
自貿區產生的漣漪效應，香港也會受惠。此外，認真地與廣東合作，對香港來說亦是生機處處，不少現在和未來的問題，在雙方由衷合作的基礎上都會得以解決。
我在2001年應邀出席官員和工商界雲集的香港總商會140周年慶祝晚會的演辭內容中提到：中國即將加入世貿組織，大中華地區的理想投資環境，無異是香港的一個大寶藏，與其他地區相比，我們更瞭解內地的運作和擁有敏銳的世界市場觸覺；加上香港優厚的融資能力及財務經驗，與內地可相互配合，各行各業均有無限商機。例如由我領導的企業，一直以香港為基地，十多年前（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大力投資海外和內地，邁出了非常重要的一大步。
我覺得港人需要增加危機意識。雖然這個說法或許令人感到不安，不過若要向前邁進，必須具有危機感。不能因為長期生活在比較富裕的情況下，形成自我膨脹的心態；忽視其他地方的潛力和優勢，只會僵化自己。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其實已於十多二十年前開始；但可能香港由於需應付回歸的問題，沒有就經濟的轉型作出相應及有效的對策。近年內地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力迅速發展，我們需要思變求變，懂得其他地區的潛力，化為自己的“東風”，得與競爭對手並駕齊驅。
香港需要解決人才缺乏的問題。要知道，由內地及海外引入優質專業人才，不一定打擊本地員工的士氣；而經濟一進入良性循環，必然會帶動及製造更多就業機會。上世紀90年代初期，以色列在俄羅斯猶太移民大量湧入之前，原本只擁有6萬名工程師，不足夠應付高科技先進產業人才的殷切需求，隨著80萬俄羅斯移民進入，帶來了20萬名工程師，問題得以解決，並帶動經濟發展，值得香港借鏡。
以上是我12年前對香港說的話，今天已一一應驗。
- 你是投資全球化較早和最成功者的華人之一。你怎樣在全球作戰略佈局？
- 集團現在全球52個國家和地區有投資和營運，除了香港與內地和亞洲區外，還遍及中東、歐洲以至遠及美加、中南美洲。旗下業務主要包括基建、零售、能源、電訊、地產、酒店及貨櫃碼頭等。不同地區的經濟與不同行業的表現各有其循環起伏，有助於集團平衡營運風險。在全球經濟的發展定律中，行業間會在不同時期出現不一樣的週期性發展，例如，有些時候能源行業會表現較好，有些時候則是地產或零售行業較好。“長和系”業務的全球性佈局，使我們即使面對2007及2008年的金融危機，仍然能夠保持穩健發展。
世界上的投資機會和選擇，實在令人應接不暇，但同時作為一家國際性綜合企業和負責任的上市公司，必須留意投資國和地區的政治經濟情況變化，對經濟發展循環及業務回報條件要抱有高度警覺，我有百分之百的責任去保護股東的利益。
公司自上世紀80年代起已開始海外投資，因為當時我知道香港的幾百萬人的市場發展規模是有所限制的，今天證明這決定是健康的。例如我們全球的零售店鋪有1.2萬家，其中香港只佔600多家；假如在香港多開300家，就算是增加就業，但批評將不絕。目前和黃的香港業務占全球收益 比例約15%，長實在香港的收益約佔全球收益的三分之一。
過去多年來，公司在許多國家都是當地最大的投資者之一，例如加拿大、英國、澳洲、荷蘭、義大利、瑞典及奧地利等。很多國家的政府都明白，為營商者提供穩定的政經環境非常重要，商業發展成功才能為社會帶來就業及繁榮。一直以來，我每天都會檢討集團的投資和營運策略；生意規模大小及資產佈局，視乎業務所在地區或國家的政經狀況而決定。
集團以香港為基地，絕對不會遷冊。我們常常積極尋找香港的投資機會，由於政府的政策很多時候需要時間消化，所以我們在港的投資步伐或許未如其他國家和地區那麼快。集團將繼續保持一貫穩健務實的作風，確保在多變的經濟環境下，業務仍能保持佳績。
- 你旗下集團近年在歐洲市場大舉收購能源公用行業。你如何整體評估歐洲業務？業務重心向歐洲市場傾斜是出於怎樣的考慮？
- 歐洲經濟復蘇跡象越見明顯。其中德國預期2014年的GDP會有1.7%的增長，北歐其他多國的增長都是樂觀的（根據歐盟數字，2013年第三季歐元地區(EA17)及歐盟(EU28)的國民生產總值, 按季升0.1%及0.2%；與2012年同期比較,歐盟(EU28)更是上升1%)；連情況較差的希臘，GDP負增長亦有放緩。因此，集團在歐洲的業務前景是可以說審慎樂觀。
歐洲各國本身亦擁有很完善的法律制度，所以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中，給予中國內地及香港人不少投資機會。
集團在瑞典、丹麥、奧地利、比利時、荷蘭等均經營業務，生意挺好。如北歐的幾個國家，經濟非常好，現在的奧地利比德國還要好。集團2013年在歐洲賺的錢已比2012年多，相信2014年在歐洲賺的錢還會比2013年多。
當然，歐洲有一些國家的經濟有問題，如法國被福利主義“拖死了”。我們在法國有業務投資，但不是非常大。有一天法國一位部長與人數不少的隨行人員來港與我見面，問我為什麼在英國有這麼多投資，而法國則比較少？我說，我在英國做的事在你們法國是做不來的：第一，英國的稅率是20%，你們的稅率卻是全歐洲最高的；第二，按英國的法律，今天企業控告政府，輸了，明天再來投資，英國政府仍會歡迎；第三，法國經濟差，但無法調整歐元的匯率，英國政府需要時可以將英鎊匯率下調，以緩和經濟問題。
- 環顧全球，正處在一個關鍵的不確定時刻。美國QE正在退出；日本搞安倍經濟學，三箭已發。中國、日本、美國，這些重要的經濟體都處在關鍵時刻，只要有一個發生問題，影響都是世界性的。所有這些不確定性結合在一起，相互影響，相互回饋，這是當前投資者面臨的複雜現實局面。你有什麼建議？
- 先說美國，美國面對的問題也不少。本來，隨著葉岩氣和石油這些天然資源業的發展，對美國經濟是有利的；美國的科技和教育的多元競爭力是領先和靈活的。美國宣佈短期間可於頁岩生產的油或天然氣，可令美國有足夠的能源自給自足。但在過去的兩三年間，專家們持有不同的意見，這些意見不容忽視。雖然有人相信美國的能源將能夠紓緩美國部分赤字問題，但現在不少人對此大有懷疑。
至於日本，跟隨美國大量印製鈔票，製造通脹，有利出口。但日本面對資源欠缺和人口老化的威脅，其製造業的勞工平均年齡是40多歲，而韓國是30多歲。
中國的新領導層于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國策，將能引領國家走向正確和輝煌的未來。中國的改革開放，才是最大的經濟試驗。30年來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沿途縱然有波折，領導人無畏無懼，堅持走改革開放道路。這種決心，對美國和日本當下面對的困局，是可以借鑒的。
美國經濟較歐洲容易復蘇，美元仍屬世界第一貨幣。對於人民幣，改革路途無論有多困難，只要能夠自由兌換，國力就會更強大。這麼大的一個國家，別人要沽空並不容易。因此，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對中國的發展非常重要。
美國負債大，財政問題不容易解決，赤字不斷增加，不過美國可以印鈔票；日本的國民愛國，也通過印鈔來改善經濟，但其經濟根基不及中國。如果中國能實現自由兌換，那麼這個地圖就更大了。
- 過去幾十年，香港地產是一個大機會，然後全球化是一個大機會，中國市場爆發是第三個大機會，這三個機會你全都抓住了，下一個大機會是什麼？
- 無論美國，以至全球，都要面對一個現實問題，就是科技對勞動力帶來的挑戰。基層勞工的邊際勞動力可以是零的。
每間公司都花盡心思提高競爭力，用科技、用資料開源，那麼如何節流？隨著產業機械自動化，勞動力需要越來越少，一些工種的失業情況只會持續增加，這是我們要高度重視的問題。惟一出路就是靠投資教育，推動改革，培養下一代懂得解決問題、懂得溝通等電腦不能取代的能力。
產業有兩種，傳統事業還是會有的。至於新的科技，你一定要馬上抓住。以製造業“改進過程”為例，有了科技，生產過程只會不斷優化，對未來的製造業帶來很大變化。你看這個杯子，現在是用自動化技術製造出來的，若加上人工智能技術，等於在製造過程中注入“思想”，它能夠告訴你如何改善生產。
從前工資便宜，土地便宜，現在未必是絕對有利的條件。以中國的製造業來講，現時面對不少挑戰。
比如，最近出現一種兒童用的手錶手機（Myfilip)，跟手機互通的，生產過程只在辦公室裡進行，180萬元的投入資本，就可滿足1萬個產品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為了降低勞工成本而在中國設廠生產，因為所用的工人不多。
再比如說，我有部分投資的一間以色列公司Kaiima，發展了一種農業新技術，用一樣的水，一樣的土，農產量可以增加30%，並沒有使用轉基因技術。這個不得了！我原本打算幫中國爭取五年的先機專利，幫助農業增產，但可惜最終沒有成功。
在以色列，當地的土壤不太好，當地人就說，“土地不能滋潤我們，我們就用腦袋滋潤土地。”
我是一個傻氣的人，如果沒有傻氣，不會辦汕頭大學一辦30年。如果為了賺錢，為了名跟利，要我鞠躬屈膝，我不肯的；但如果為了自己的基金，教育、醫療，或者民族大義，我就都可以做。
- 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問題有很多爭論，很多人認為AB股制度或者阿里巴巴所稱的合夥人制度，不利於保護小股東權益；也有很多人支持馬雲的看法，認為唯有創始人才真正關心企業的未來。作為一名傑出的商業領袖，你是如何看待企業創始人與投資人的關係？怎樣的治理架構才能保持企業的良性發展？
- 首先，對於港交所的決定和運作，不作評論。
另外，馬雲先生年輕有為。對我們民族來說，最重要是代代有傑出企業家，能夠投資社會，推動社會進步。見到成功的中國企業家，我內心只會為他們鼓掌打氣。就如朋友打高爾夫球時又遠又准，我們也會高叫一句：“好球﹗”
- 提到馬雲，他前段在香港見記者時說到，如果上市成功，阿里巴巴市值比香港四大地產商加起來還要多，香港這套做法已經過時。你怎麼回應？
- 年輕人、中國人有新的做法，真的是好事，我們需要多一點人才，這只會更好！絕不會因一句話而介懷，可能人家也誤會他。
- 你在新科技領域有很多投資，如何點評全球最近一輪的互聯網企業併購潮？對於資本市場而言，現在這些高科技企業的估值已經很高了，有人認為將會出現2000年前後的dot-com泡沫破裂事件，對此你如何看待？
- 我個人認為，今天科技領域推動著各行各業實際的改變，這次改變，本質上與2000年完全不一樣。我跟很多年輕創業人交談的時候，發現他們有股很大的熱情，改變著我們所認識的“世界”。他們常常會問自己一個問題：“若今天這個行業能重新開始，我們會以今天的模式運作嗎？”以科技改變運作的方式，是很大的動力，特別是那些能帶給現狀更高效、更精準運作，更價廉物美的選擇！各行各業，都要對運作上的改變高度注意。
- 你和幾位香港商界領袖已經站在頂層幾十年，再沒有出現像你們一樣的人物，給外界的印象是香港商界領袖無人為繼。這是香港整體營商環境的變化造成的嗎？如何評估中長期香港商界的發展？
- 香港代代都有能人，今天他們都受到良好教育，只要專注企業發展，敢於面對挑戰，放眼四海，機會多的是。
正如馬丁•路德•金所說：“我們很多時候要接受眼前的失望，但必須永不放棄希望。”（We must accept finite disappointment，but we must never lose infinite hop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