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专访李嘉诚先生

我对自己也不会给满分，莫说是给孩子打满分。不想打开这个话题，Victor 也已过半百，对他指指点点实不公平，作为父亲，给孩子留空间是珍贵礼物，让他们有更多选择，发展意向领域，做自己的投资决定。

广东俗语很到位：「若要人似我，除非两个我」；我这个人，也有缺点，其中一个是情感包袱太大。相信Victor坐上主席位置后，他会更体会社会对他的期许。

Victor 在公司由基层做到董事总经理兼副主席，不单对长实，对和黄，以至其他上市公司，例如长江基建和其他附属公司，都有很深入的参与，所以我没有任何担心。我曾经说过，即使下一秒钟我出门旅行，公司的营运都没有问题。

两个儿子的业务领域都不相同，现在的安排对两人来说，大部分没有抵触。以他们两人在社会及事业上的多年经验，我有信心他们会做得很好。

可能因为经历过动荡，我特别重视打造良性循环的条件，开始经营塑料工厂生意时，塑料科技促使生产业出现空前高增长，当年利润每月增100%；之后看到另一领域—房地产的高增长期之雏形，于是积极部署，结束增长稳定的工厂，全情驰骋新行业；后来通过和记发展国际业务。

眼见全球经济冒起，锁定要经营集装箱，当时那是崭新高效的运输方法，全球90%的货物到今天依然靠海上运输，当年从第一个集装箱码头到今天遍及57国家的业务经营。

我近年很着力发展经常性固定收入之项目；至于未来，要把资源放在什么领域、比例如何，应该由Victor决定。

举长江基建为例，这是Victor一手创立和经营的，集团内其他不同业务，他都参与其中，由他接手并无困难；公司的风格和宗旨，必定从股东的最大利益出发，Victor现在已做得很好，而Richard自己的保险事业，也发展得很好。

我经常思考问题，从个人经验所得，医疗、教育是社会的重中之重；最近发现，在今天多变的生活中，我们需要心灵的追求，因而要推动慈山寺的工作。

基金会经常尝试创新的实验项目，例如「香港仁爱香港」，由民众去决定把资源分配给什么机构；我们于2016年直接资助偏远地区的DSE考生，其实是一项精准UBI（全民基本收入）的试验；最近我决定直接支持社会企业。

进行项目探讨非常重要，因为社会变得太快，以往教育工作的框框，是旧有模式，需要变革。为了让基金会探讨新方法，我们早做好准备，进行架构重组，在深圳设办公室，更方便香港与内地同事工作，怎料又引起基金会撤退的轩然大大波，实在莫名其妙，或许是这个世界太敏感。

基金会是我的第三个儿子。我的人生一大领悟，是以出世的心，做好入世的任务。1980年设立基金会，2006 将30% 财产注入基金会，当天起，已不算入自己的财富，独立运作。你知道我最开心是什么吗？2006年决定要把约130亿美元注入基金会独立运作，两儿子没有一丁点儿的反对。基金会有足够的资源，除非出现战争等不可预见的情况，否则将会永久支持公益事业的发展。

在竞争越趋剧烈的社会，科技会扩大知识、能力的差距，到底有否合适框架、合适宽度，以支持世界的高速发展？难有答案。

在巨大的科技涡流(Vortex)中，各个国家，特别是中国，都要考虑设立「未来办」，探讨未来需要什么，重新定政府政策，设计未来。

近年我私人投资了不少「合成生物学」（Synthetic Biology）项目，我很高兴，这是项极具颠覆性的技术，可应用的产品已在眼前，各国各行业也受影响。二十世纪合成化学孵化出无数价值链，石油是基本材料，二十一世纪，合成生物DNA是材料，也将会产生无数新价值链，解决天然生产难题，稳定价格满足未来所需。合成生物经济的大颠覆将覆盖各行各业，无国界。

每次看到新科技，也想参与投资，窥视未来；这对我个人而言，既惊喜，也担心带来的影响；对国家来说，就要做好如何参与未来的准备。

集团的未来投资，Victor主要是扩大有利的投资领域；集团方向基本是加大经常性固定收入，过去一年增幅最大，超过50%。 对我个人来说，我一直拥抱科技，除了「合成生物学」，也关注Optimal Ageing（优质老龄）的项目，自己作为高龄人士，很明白快乐及尊严的重要性

房产业都被负面化，但其实这是「衣食住行」之基本需求，有恒产者有恒心。在香港，政府是最大地主，我一直支持加建公共房屋，因会这才可满足政府利用房产业作主收入同时，也可满足老百姓要有安乐窝的需求。

能力可负担的，可选择自己的房屋，不能负担的，政府也要提供舒适居所，不要以为公共房屋会影响房地产市场。

我们在内地的投资业务，不是单一做房地产，还有能源和基建投资。加上政府为稳定社会和市场，政策层出不穷，我们因而较谨慎；但事实上，内地仍有很多需求和机会。把房地产正常卖买，扭曲大发无根之言，总说我撤资，背后原因是什么，我也没有兴趣细究。

「誉之所至，谤亦随之」,我有自己做人的原则，自长江在1972年上市至今，我一直重视股东利益一致的重要；回想当年，香港人较喜欢购买外国公司的股票，但我觉得华资公司也可以独当一面，于是我自己建立公司，决心做一个模范。

大家常常笑我是傻瓜，上市时两家保荐行均建议，上市定价在13元，我不同意，他们改到$8元，但最后我坚持以3元上市。朋友都笑我傻，无论是13元还是3元，都一样受会超额认购的，实在太浪费。当时的招股书预期我们首年利润约1100万元，结果出来，赚了约4000万元。到今天46年每年工资5000港元，从不打主意利用公司资源图享受，图私利。和公司其他董事不同的待遇仅是我有保安队伍。

网上假消息充斥，焦虑年代负面指数特别高，这些时候琢磨《金刚经》内「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个中智慧，特有意思。

改组时已有保留长江实业这名字的打算，只是我们要一步一步做；特别是地产价格飙升，与我们秉持「发展不忘稳健，稳健不忘发展」的宗旨有抵触，所以除了地产业务外，我们也转向其他方面发展，增加固定收入业务，固定收入增加超过50%。

为什么我对「长江」有情意结，长江不泽细流，年轻时，我以此警剔自己不要因为成就而自满气扬，要以宽大眼光看人看事，才可装载成就。

我的「工龄」是78年，但若以工时计，我工作了超过一百年。由12岁开始，虽然我要搬运比我身体重一倍的货物很吃力，但我很积极落力去做，怕别人因我年幼而觉得我无用。

成长阶段没有玩具，我常常玩的游戏就是观察别人，并会思考如换了他人角色，会怎样做；17岁时当公司内要我做掌柜，我就主动要求做较辛苦的销售，往外跑，我才知道世界需要什么。之后开设自己工厂，也是「一脚踢」，睡在厂房阁楼上，听着机械隆隆声，知道生意在运作，酣睡如泥。及后在56年时扩大搬新厂房，我租住的家在十二楼，依然是每天工作16小时，每晚回家是特别困倦，我要闭着眼，拉着扶手，心内数着梯级，一步一步走上家。从事制造业，让我知道发挥创意、寻求解决方案、保持现金流的重要。

早期，我买地是为了方便自己兴建厂房，但香港地少人多，很快看到住房需求殷切，决心结束有盈利的塑料业务，全心投入房地产业务，之后上市，再透过收购和黄走向国际化。

我的里程就是由打工、经营制造业、上市到国际化；由塑料、楼房、基建港口到能源。

九十年代初，通讯行业开始冒起，我们购入英国一家业务亏损的电讯公司，经营单向流动电话服务，命名为 Rabbit ，但投资了两年，仍是亏损，加上前景黯淡，我决定结束业务；后来有买家提出合理价收购，双方进行探讨合作的会议，未有定案前，协议好不对外披露任何消息；但是，会议结束后5分钟，对方的经理打电话给我们在英国的负责人，以战胜国对待战败国的口吻说：「你要听话合作，不然将来的职份就保不了，我们要买下你的公司。」

当同事向我报告这事后，我感到不是味儿，听不入耳，立马按着桌上的红灯，拒绝接听所有电话，我反复思考，如果继续Rabbit业务，我们有没有能力扭亏为盈，手上是否有足够现金流应付Rabbit的业务发展，我用了10分钟时间，计好了数，便决定不出售Rabbit；结果，Rabbit发展成后来的Orange，之后的故事如何，大家都知道了，出售Orange成为我们公司最成功的重大交易之一。

我常以中国格言勉励他们。其中最好的是汕头大学校训「有志、有识、有恒、有为」，曾国藩说「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我加上「有为」，就是要有执行落实的能力。其次，是儒家的精髓。此外，是部分外国格言和值得参考的制度。

我希望儿孙们成为受人尊重的人，走正确的路。

有些佣人在我家做工几十年了，他们试过不小心用烫坏了我的西装，我也没有骂他们，孙儿问我，爷爷为什么不骂他们，我就告诉他们爷爷衣食住行很简单，但人家没有钱，千里迢迢来到香港打工，烫坏了西装，即使多名贵，那也只是自己的损失，但是，如果有人在我以前的工厂或现在集团做错了事，我就很会紧张，明确指出他们怎样做才对，因为一人的错会影响到其他人和公司的制度，这对上市公司来说尤其严重。这些都是我教导他们的例子。

我也特别教导他们「不欺暗室」的道理，做人不能因为没有人看见就立心不正，所做的事早晚也会让人知道的。

「富不过三代」这话已不合时宜；这世代因为有资产管理和创富专业的出现，财富承传有很多选择，加上代代受教育，财富可传递至很多代；现时社会要当好「富者」对社会有贡献。

如涉及商业，当然会有风险问题，成功与否，视乎个人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