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新》專訪李嘉誠先生

我對自己也不會給滿分，莫說是給孩子打滿分。不想打開這個話題，Victor 也已過半百，對他指指點點實不公平，作為父親，給孩子留空間是珍貴禮物，讓他們有更多選擇，發展意向領域，做自己的投資決定。

廣東俗語很到位：「若要人似我，除非兩個我」；我這個人，也有缺點，其中一個是情感包袱太大。相信Victor坐上主席位置後，他會更體會社會對他的期許。

Victor 在公司由基層做到董事總經理兼副主席，不單對長實，對和黃，以至其他上市公司，例如長江基建和其他附屬公司，都有很深入的參與，所以我沒有任何擔心。我曾經說過，即使下一秒鐘我出門旅行，公司的營運都沒有問題。

兩個兒子的業務領域都不相同，現在的安排對兩人來說，大部分沒有抵觸。以他們兩人在社會及事業上的多年經驗，我有信心他們會做得很好。

可能因為經歷過動盪，我特別重視打造良性迴圈的條件，開始經營塑膠工廠生意時，塑膠科技促使生產業出現空前高增長，當年利潤每月增100%；之後看到另一領域—房地產的高增長期之雛形，於是積極部署，結束增長穩定的工廠，全情馳騁新行業；後來通過和記發展國際業務。

眼見全球經濟冒起，鎖定要經營集裝箱，當時那是嶄新高效的運輸方法，全球90%的貨物到今天依然靠海上運輸，當年從第一個集裝箱碼頭到今天遍及57國家的業務經營。

我近年很著力發展經常性固定收入之項目；至於未來，要把資源放在什麼領域、比例如何，應該由Victor決定。

舉長江基建為例，這是Victor一手創立和經營的，集團內其他不同業務，他都參與其中，由他接手並無困難；公司的風格和宗旨，必定從股東的最大利益出發，Victor現在已做得很好，而Richard自己的保險事業，也發展得很好。

我經常思考問題，從個人經驗所得，醫療、教育是社會的重中之重；最近發現，在今天多變的生活中，我們需要心靈的追求，因而要推動慈山寺的工作。

基金會經常嘗試創新的實驗專案，例如「香港仁愛香港」，由民眾去決定把資源配置給什麼機構；我們於2016年直接資助偏遠地區的DSE考生，其實是一項精准UBI（全民基本收入）的試驗；最近我決定直接支持社會企業。

進行專案探討非常重要，因為社會變得太快，以往教育工作的框框，是舊有模式，需要變革。為了讓基金會探討新方法，我們早做好準備，進行架構重組，在深圳設辦公室，更方便香港與內地同事工作，怎料又引起基金會撤退的軒然大大波，實在莫名其妙，或許是這個世界太敏感。

基金會是我的第三個兒子。我的人生一大領悟，是以出世的心，做好入世的任務。1980年設立基金會，2006 將30% 財產注入基金會，當天起，已不算入自己的財富，獨立運作。你知道我最開心是什麼嗎？2006年決定要把約130億美元注入基金會獨立運作，兩兒子沒有一丁點兒的反對。基金會有足夠的資源，除非出現戰爭等不可預見的情況，否則將會永久支援公益事業的發展。

在競爭越趨劇烈的社會，科技會擴大知識、能力的差距，到底有否合適框架、合適寬度，以支持世界的高速發展？難有答案。

在巨大的科技渦流(Vortex)中，各個國家，特別是中國，都要考慮設立「未來辦」，探討未來需要什麼，重新定政府政策，設計未來。

近年我私人投資了不少「合成生物學」（Synthetic Biology）專案，我很高興，這是項極具顛覆性的技術，可應用的產品已在眼前，各國各行業也受影響。二十世紀合成化學孵化出無數價值鏈，石油是基本材料，二十一世紀，合成生物DNA是材料，也將會產生無數新價值鏈，解決天然生產難題，穩定價格滿足未來所需。合成生物經濟的大顛覆將覆蓋各行各業，無國界。

每次看到新科技，也想參與投資，窺視未來；這對我個人而言，既驚喜，也擔心帶來的影響；對國家來說，就要做好如何參與未來的準備。

集團的未來投資，Victor主要是擴大有利的投資領域；集團方向基本是加大經常性固定收入，過去一年增幅最大，超過50%。 對我個人來說，我一直擁抱科技，除了「合成生物學」，也關注Optimal Ageing（優質老齡）的項目，自己作為高齡人士，很明白快樂及尊嚴的重要性

房產業都被負面化，但其實這是「衣食住行」之基本需求，有恆產者有恒心。在香港，政府是最大地主，我一直支持加建公共房屋，因會這才可滿足政府利用房產業作主收入同時，也可滿足老百姓要有安樂窩的需求。

能力可負擔的，可選擇自己的房屋，不能負擔的，政府也要提供舒適居所，不要以為公共房屋會影響房地產市場。

我們在內地的投資業務，不是單一做房地產，還有能源和基建投資。加上政府為穩定社會和市場，政策層出不窮，我們因而較謹慎；但事實上，內地仍有很多需求和機會。把房地產正常賣買，扭曲大發無根之言，總說我撤資，背後原因是什麼，我也沒有興趣細究。

「譽之所至，謗亦隨之」,我有自己做人的原則，自長江在1972年上市至今，我一直重視股東利益一致的重要；回想當年，香港人較喜歡購買外國公司的股票，但我覺得華資公司也可以獨當一面，於是我自己建立公司，決心做一個模範。

大家常常笑我是傻瓜，上市時兩家保薦行均建議，上市定價在13元，我不同意，他們改到$8元，但最後我堅持以3元上市。朋友都笑我傻，無論是13元還是3元，都一樣受會超額認購的，實在太浪費。當時的招股書預期我們首年利潤約1100萬元，結果出來，賺了約4000萬元。到今天46年每年工資5000港元，從不打主意利用公司資源圖享受，圖私利。和公司其他董事不同的待遇僅是我有保安隊伍。

網上假消息充斥，焦慮年代負面指數特別高，這些時候琢磨《金剛經》內「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個中智慧，特有意思。

改組時已有保留長江實業這名字的打算，只是我們要一步一步做；特別是地產價格飆升，與我們秉持「發展不忘穩健，穩健不忘發展」的宗旨有抵觸，所以除了地產業務外，我們也轉向其他方面發展，增加固定收入業務，固定收入增加超過50%。

為什麼我對「長江」有情意結，長江不澤細流，年輕時，我以此警剔自己不要因為成就而自滿氣揚，要以寬大眼光看人看事，才可裝載成就。

我的「工齡」是78年，但若以工時計，我工作了超過一百年。由12歲開始，雖然我要搬運比我身體重一倍的貨物很吃力，但我很積極落力去做，怕別人因我年幼而覺得我無用。

成長階段沒有玩具，我常常玩的遊戲就是觀察別人，並會思考如換了他人角色，會怎樣做；17歲時當公司內要我做掌櫃，我就主動要求做較辛苦的銷售，往外跑，我才知道世界需要什麼。之後開設自己工廠，也是「一腳踢」，睡在廠房閣樓上，聽著機械隆隆聲，知道生意在運作，酣睡如泥。及後在56年時擴大搬新廠房，我租住的家在十二樓，依然是每天工作16小時，每晚回家是特別困倦，我要閉著眼，拉著扶手，心內數著梯級，一步一步走上家。從事製造業，讓我知道發揮創意、尋求解決方案、保持現金流的重要。

早期，我買地是為了方便自己興建廠房，但香港地少人多，很快看到住房需求殷切，決心結束有盈利的塑膠業務，全心投入房地產業務，之後上市，再透過收購和黃走向國際化。

我的里程就是由打工、經營製造業、上市到國際化；由塑膠、樓房、基建港口到能源。

九十年代初，通訊行業開始冒起，我們購入英國一家業務虧損的電訊公司，經營單向流動電話服務，命名為 Rabbit ，但投資了兩年，仍是虧損，加上前景黯淡，我決定結束業務；後來有買家提出合理價收購，雙方進行探討合作的會議，未有定案前，協定好不對外披露任何消息；但是，會議結束後5分鐘，對方的經理打電話給我們在英國的負責人，以戰勝國對待戰敗國的口吻說：「你要聽話合作，不然將來的職份就保不了，我們要買下你的公司。」

當同事向我報告這事後，我感到不是味兒，聽不入耳，立馬按著桌上的紅燈，拒絕接聽所有電話，我反復思考，如果繼續Rabbit業務，我們有沒有能力扭虧為盈，手上是否有足夠現金流應付Rabbit的業務發展，我用了10分鐘時間，計好了數，便決定不出售Rabbit；結果，Rabbit發展成後來的Orange，之後的故事如何，大家都知道了，出售Orange成為我們公司最成功的重大交易之一。

我常以中國格言勉勵他們。其中最好的是汕頭大學校訓「有志、有識、有恆、有為」，曾國藩說「有志則不甘為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我加上「有為」，就是要有執行落實的能力。其次，是儒家的精髓。此外，是部分外國格言和值得參考的制度。

我希望兒孫們成為受人尊重的人，走正確的路。

有些傭人在我家做工幾十年了，他們試過不小心用燙壞了我的西裝，我也沒有罵他們，孫兒問我，爺爺為什麼不罵他們，我就告訴他們爺爺衣食住行很簡單，但人家沒有錢，千里迢迢來到香港打工，燙壞了西裝，即使多名貴，那也只是自己的損失，但是，如果有人在我以前的工廠或現在集團做錯了事，我就很會緊張，明確指出他們怎樣做才對，因為一人的錯會影響到其他人和公司的制度，這對上市公司來說尤其嚴重。這些都是我教導他們的例子。

我也特別教導他們「不欺暗室」的道理，做人不能因為沒有人看見就立心不正，所做的事早晚也會讓人知道的。

「富不過三代」這話已不合時宜；這世代因為有資產管理和創富專業的出現，財富承傳有很多選擇，加上代代受教育，財富可傳遞至很多代；現時社會要當好「富者」對社會有貢獻。

如涉及商業，當然會有風險問題，成功與否，視乎個人如何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