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李嘉誠而言，亞洲最偉大的慈善家可能比亞洲最富有的人，更能代表他對自我的期許。他在商業世界的崛起，是亞洲經濟奇蹟的縮影，如今，通過李嘉誠基金會，他要向世人表明，財富的力量應該用來推動社會進步，自由選擇與個人尊嚴才是構成美好社會的基礎。
反思走過的道路
「對我來說『終身』一詞給人的感覺是巨大沈重的，令人不得不反思自己走過的道路。」9月5日，新加坡，當獲得「福布斯終身成就獎」的李嘉誠說到這句話時，我想起了他拍攝於1943年的照片，他面容清秀卻神色憂鬱，頭髮短簇簇的，身體有點扭曲的站立著，像他的表情一樣不舒展。過分勞累、長期缺乏睡眠與營養、精神孤單等多重打擊，使李嘉誠已徹底消瘦下來了，身高170釐米的他，只有102磅重。
那年他15歲，經歷著一生中最黯淡的時光，他要獨自面對父親去世後的窘境，靠辛苦工作給遠在潮州的母親和弟妹寄生活費，但對他們絕口不提自己的艱難。
這也是香港最艱難的時刻，日本人的佔領使她變成了一座匱乏之城，糧食、飲水、燃料、電力，一切生活必需品都缺。李嘉誠每三個月理一次發，找到路邊收費最便宜的理髮師，把頭髮剃光，等頭髮長至耳際時再理。由於長期反複使用，他的毛巾所有的纖維都脫落了，只剩下經緯軸線了，即使濕透了也能在半個小時內變乾。他的棉被薄得不能再薄，被芯的棉花在少年人顛三倒四的睡姿下被擠到了一角，體積不到半個枕頭，所謂的棉被也只剩下兩層薄布，冬天的夜晚，他經常被凍醒。睡覺也是一個不無難度的事情，床是懸在半空的吊床，每晚他先要深吸一口氣，雙手從床架底下的缺口通過引體向上的動作鑽到床上，臂力不足，就上不了床。
但比起籠罩在他頭上的死亡陰影，這一切又算不了什麼。在父親因肺結核離世前，他發現自己也出現同樣的症狀——上午時身體潮熱，睡夢中則大汗不止，咳出的痰中帶著血，而這些病症最終奪去了父親的性命。
沒有錢去看病，也不能向任何人傾訴，他用自己發明的方法對付肺病，清晨時到山頂呼吸新鮮空氣，他替廚師寫家信，來交換魚汁與魚雜湯，強迫自己喝下這平日最討厭的食物，只因知道這些湯有營養價值……這是他人生第一場主要的戰鬥，時隔多年，他仍不清楚自己為何有如此堅定的信念：我不會死去。
終身的成就
如何將那個貧病交困孤獨的15歲少年，和站在演講台上的這位78歲的亞洲最富有的人聯繫在一起，一直深深困擾著我。9月5日的下午，我看著李嘉誠從休息廳走入會場時引起的轟動，大廳裏，400名來自全球各地的首席執行官們正等待著這一時刻。類似的場景，此前我也見到了好幾次。在人群中，李嘉誠總像是一個超級明星。在年輕人的包圍中，在商務會議中，在公司新聞發佈會上，在中國人民大會堂的會議上，人們擁上來和他握手、拍照、索取簽名。有一次他要在香港碼頭乘船離去，卻正碰到一對在拍婚紗照的新婚夫婦，新娘甩掉新郎跑過來和他合影留念。
他總是盡量滿足每一個握手與拍照的要求，在短暫的停留之後，繼續向前走，他走路的姿勢很特別，永遠像個小孩子趕路式的匆忙，讓人擔心他可能會摔倒，這一點可能和那個在1943年的香港清晨街頭趕路的少年沒什麼太多區別。
「環顧亞洲，甚至全球，只有少數企業家能夠從艱困的童年，克服種種挑戰而成功建立一個業務多元化及遍佈全球五十四個國家的龐大商業王國，涉及的產業從地產、通訊、能源、基建、電力、港口到零售。」斯蒂夫‧福布斯稱他不僅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企業家」，而且「在任何時代，都是最偉大的企業家」。
幾分鐘前，兩人坐在一張長沙發上。「叫我K.S」，李嘉誠對斯蒂夫‧福布斯說，自從50年前開始，他的朋友都這麼叫他。他們都喝著加檸檬片的可樂，談到了新加坡的經濟增長，和李嘉誠最近捐出三分之一財產給予基金會的行為。像往時一樣，當李嘉誠說得興奮時，他會下意識地拉一下對方的胳膊，或者壓低聲音，以示議題的重要性。
他們來自兩個不同的世界，斯蒂夫的祖父柏蒂‧福布斯在1917年創辦了《福布斯》雜誌，他的父親馬康‧福布斯則以 「資本家利器」的宣言和多姿多彩的個人生活將這份雜誌推到了商業世界的中心地位，他則繼承了這個出版王國，還有著濃厚的政治熱情，是1996年的美國總統競選人，《福布斯》雜誌還以強硬的保守派立場著稱。
多少令人意外的是，在以馬康‧福布斯命名的第一次頒發的「終身成就獎」給予了李嘉誠。後者的個性與馬康‧福布斯乘坐熱汽球環遊世界、評選400富人榜所代表的那種喧鬧、張揚的資本主義截然不同，他甚至在美國沒有重大的投資，他對巴拿馬運河港口的純粹的商業興趣，激發起美國國會保守人士的憂慮。這一評選令人想起《泰晤士報》與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在1999年底的「千禧年企業家」的評選。在由約翰‧洛克菲勒、亨利‧福特和比爾‧蓋茨、盛田昭夫構成的世界史最富成就的商業英雄構成的名單中，李嘉誠最終脫穎而出，儘管他並未發明一種偉大的產品，但如果按照企業的經典定義——將經濟資源從生產力和產出較低的地方轉移到較高的領域，相信很少人比李嘉誠更有資格。在整個世界商業史上，能像他涉獵如此廣泛行業的人不多，而且在每一個行業都做到了價值的最大提升。在這個意義上，也很少有人比他更好的展示和體現了馬康‧福布斯的「自由企業的理念」。身處世界上最自由經濟體的香港，他欠缺很多世界大型企業所依賴的政府支援，也沒有一個足夠大的本地市場，他面對著全世界，並將觸角伸向了每一個地方。
他一生的軌跡可以被視作幾次重要的轉折與躍升。1950年，他以22歲的年紀、5萬元的資本創辦了長江塑膠廠，幾年後開始生產塑膠花，逐漸成為塑膠花大王，並進入地產業；1972年，長江實業上市，成為公眾公司，主營範疇進入地產業；1979年，長江實業收購和記黃埔22.4%的股權，成為香港華資企業崛起的標誌；1986年，他投資加拿大的石油公司赫斯基，這是他海外擴張的第一個重要步驟；1999年，他因出售Orange，成為電訊業史上獲利最多的單筆交易，標誌著他成為世界最重要的交易者之一……
「我的第三個兒子」
比起這些，李嘉誠更願意談論別的。2003年的10月，我第一次見到他。人人都關心的他一手締造的商業帝國，他的3G戰略，他想說的則是李嘉誠基金會的工作。他記得第一次醉酒竟發生在中午11點的辦公室，那天上午，他與中國殘疾人聯合會談成了一項合作，他捐資1億元，聯合會用這筆錢可以幫助107萬白內障病人復明。在將要實施這個計劃的偏遠鄉村，很多農民仍不知白內障是能醫治的，他們以為眼瞎了，從此不可見天日。想到107萬人從失明、拿著手杖走路，到有一天自己能走路，家庭、社會的負擔也一下子輕了，李嘉誠深感興奮，他為自己倒了一杯白蘭地，卻忘記是空腹喝酒，頓時覺得微醉。
汕頭大學則是他另一個主題。「二十年前這裏原是一片菜花飛揚的農地」，在2002年汕頭大學的畢業典禮上，李嘉誠的記憶似乎又回到了1980年的汕頭。那是他1940年前往香港後，第一次回到故鄉。從汕頭軍用機場前往市中心時，他看到「行人們踏著單車，兩旁挂著雞鴨，道路不寬，兩邊的樓房很殘舊。」多年的社會動蕩使社會陷入了停滯，但李嘉誠仍多少感受到新時代到來的氣息，「中國人在艱難的環境、簡陋的交通工具下，仍開心的奮鬥著」。
在那一次行程中，他一直在想有沒有可能在潮汕地區建立一座大學，這個1000萬人口、有著悠長的教育傳統的地區，仍沒有自己的大學。而他相信，沒有什麼比教育更能改變一個人、地區乃至國家的命運的了。他自身的成長就是最好的例證，那個孤身一個人在香港奮鬥的少年，面臨著親人的離去、物質的匱乏、疾病的折磨，書籍曾是他最好慰藉，對於新知識的不斷熱情，也是他日後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他多少也為自己未能接受完整的正規教育而遺憾，儘管可能正因如此，他獲得了解放。
只有極少數人知道汕頭大學的興建的過程蘊涵了李嘉誠多少個人期望、熱情、感傷與無奈。1980年冬天，在汕頭大學的校址上留影，他站在左邊第二個，5個紐扣的中山裝，把他的身體包裹得有點僵硬。著名的莊世平站在他旁邊，4位當地的官員站在另一邊，冬日蕭瑟氣氛甚至可以從照片中流淌出來。
一所大學是一座機構，更是一種新理念的培育，如果它要鑲嵌入一個已和外界隔絕三十年的社會，它總是會招致冷漠、不信任，它要面對積存多年的社會痼疾……就連李嘉誠自己也會承認這的確是“孤獨的激情”。
但到了2002年時，這片昔日農田上已經頒發了1個醫學博士學位、246個碩士學位及第13,553個學士學位，74歲的李嘉誠說自己「內心的激動不是語言能表達的」。
也是那次採訪中，李嘉誠第一次提出了基金會是他「第三個兒子」。他興致勃勃的回憶著那個不眠的夜晚，他如何為基金會的未來憂慮，最終豁然開朗，基金會同樣也是他生命的延續，透過制度保障與良好的管理，它將可能穩定而持續性的運轉。
在2006年9月5日的演講中，他正是以此為題：「我的第三個兒子，他早已擁有我不少的資產，我全心全意地愛護他，我相信基金會的同仁及我的家人，定會把我的理念，通過知識教育改變命運或是以正確及高效率的方法，幫助正在深淵痛苦無助的人，把這心願延續下去。」
在面對台下的400名一心想知道他的成功之道的首席執行官們，李嘉誠說的卻是：「同濟心不是富裕人士專有的，亦並非單單屬於某一階層、國家或宗教的；通過決心及自由發揮，它可創出自己的新世界，一個能體現集體力量、具感染性的大同社會，因為這工作是永恆的，而其影響力也是無窮無盡的。」
兩個星期前，在長江與和黃的中期報告的新聞發佈會上，他宣佈將不低於三分之一的財產捐給基金會。儘管之前，他早已是亞洲最慷慨的捐助者。自從李嘉誠基金會在1980年成立以來，在26年的時間裏，累計的捐款已超過了80億港元。2005年1月時，他出售了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的股份，將獲得的10億美元本利，全部投入基金會；又於同年5月捐助了10億港元給予香港大學。
但是決定將三分之一的財產捐出，仍是個令人震驚的行動，人們按照他目前的身家估算出這筆捐款將達到500億港元。在數字上，它或許無法與巴菲特在兩個月前捐出的440億美元相比，但是比爾‧蓋茨與巴菲特都生活在一個慈善早已形成傳統的美國社會，在由約翰‧洛克菲勒、安德魯‧卡耐基、亨利‧福特締造的傳統裏，慈善基金一直是塑造和改進美國社會的最重要的力量，它也是美國文化所推崇的個人主義文化的一部分——私人機構足以影響社會進程。在近代西方傳統中，一些根本的問題總是被不斷的追問，當人們在經濟、政治與宗教上獲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間，他們的道德生活將如何改變？
財富的意義
「中國傳統的視慈濟心為個人德行，這不足以平衡物欲世界中對貧病的冷漠」，2005年2月李嘉誠對《亞洲周刊》說，「我們要有新思維去改變我們民族的命運。這是我想去鼓吹、去做的。」在此次獲獎後的演講中，他更深入地解釋說：「在華人傳統觀念中，傳宗接代是一種責任，我呼籲亞洲有能力的人士，儘管我們的政府對支援和鼓勵捐獻文化並未成熟，只要在我們心中，能視幫助建立社會的責任有如延續同樣重要，選擇捐助資產如同分配給兒女一樣，那我們今天一念之悟，將會為明天帶來很多新的希望。」
在過去的幾年中，他一直在期待他的言行能夠激起更廣泛的回應。慈善業要從個人道德的完善，轉變成對社會進步的力量。
在過去的幾年中，李嘉誠一直在期待他的言行能夠激起更廣泛的回應。慈善業要從個人道德的完善，轉變成促進社會進步的社會。他血液裡流淌著的不同因素—佛家的慈悲心、儒家的兼濟天下的熱忱、對西方管理模式的理解、數百億的資本，這些不同的力量最終共同注入到了基金會。在李嘉誠的商業世界，槓杆效應是最重要的特質之一，他知道如何將一筆錢、一個行動發揮到最大的價值。這種能力，在未來會讓李嘉誠基金會變成推動社會進步的不可忽略的力量嗎？
「今天商業社會的進步不僅要靠個人勇氣，勤奮和堅持，更重要的是建立社群所需要的誠實、慷慨，從而創造出一個更公平、更公正的社會。」2004年6月題為《奉獻的藝術》的演講中，李嘉誠談到了商人在現代社會的作用。出人意料的是，他將范蠡和本傑明‧佛蘭克林放在了一起。作為中國春秋時期最重要的戰略家與商人，范蠡不斷的改變自己以遷就社會，他先是逃離了政治，在積累大批財富後，又將財富贈給鄰居，以減輕所可能招致的嫉妒。但是佛蘭克林卻利用他的智慧、能力和奉獻精神建立未來的社會，他修建圖書館、為年輕人寫作箴言，參與美國憲法的制定。范蠡通過不斷自我退隱，或許完成了對自身意義的追求，但佛蘭克林卻推動人們更有遠見、能力、動力，在參與締造一個更美好的社會中，他也獲取了自身的意義。
在這種比較中，反映李嘉誠不認同中國傳統的社會階級類別次序──士農工商——商人被置於社會秩序的底層，得不到與其實際價值相配的地位。他確信，在現代世界裏，商人對於社會的價值已得到廣泛的承認。
追尋真正的自我
李嘉誠經常感慨他早年的輟學，對於未接受正規的教育而惋惜。但很有可能，正是因為沒有足夠的正規教育，使他逃避了一代代中國人所面臨的思想的束縛。自從他1940年的那個冬日他第一次看到香港的維多利亞港灣以後，他就注定要在有點錯亂的價值體系中，拼命尋找到自身。
他曾經為金錢賦予過重大的意義。他目睹父親李雲經從潮州的受人尊敬的小學校長，到身處香港當一名職員所感到的窘迫。父親地位的落差，讓李嘉誠覺得金錢似乎比知識與教養更能代表了尊嚴；緊接著，因為沒有足夠的錢，父親得不到更好的治療，最終離世，金錢則又與生命本身聯繫到了一起；金錢是維繫家庭的手段，也是承諾，他曾對臨終前的父親說，他一定要會讓全家過得更好，金錢意味對母親與弟妹的責任；金錢也是衡量個人價值的標準，是獲取自由和獨立性的手段，他少年生活在一個受限的時刻，金錢阻礙了他做出更多的選擇……對於早年的李嘉誠，金錢似乎就是某種信仰的替代物。
但是，金錢真的實現所有的目標嗎？李嘉誠記得1958年所遭遇的困惑。那時，他已經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百萬富翁。一年前他在香港半山上購買了第一幢自己的住宅，三間臥室兩間大客廳，面積超過2000平方尺。媽媽一間，自己一間，弟弟妹妹也都有自己的空間。他還為母親買了唱片播放機，潮州唱片是她打發時光的好方法。播放機的音響非常出色，他媽媽非常喜歡，而從揚聲器裏傳出的嗓音有時也讓他自己想起潮州無憂無慮的童年時光。
在搬到新家的第一個夜晚，李嘉誠怎麼也睡不著，他意識到，一直以來的憂心忡忡的生活結束了，他們永遠告別了貧窮。長江塑膠公司是香港少數幾家生產大受歡迎的塑膠花的廠商之一。他挺過了最艱難的創業期，不僅沒有負債，帳戶上的盈餘多得令自己都吃驚，他不再需要依靠任何人。這是他從未真正享有過私人空間，整個晚上都在「痛苦和快樂的回憶中度過」。
李嘉誠第一次有機會暫時停緩腳步。身上的西裝出自本地最著名的裁縫之家，手腕佩帶的是百達翡麗的名表，腳上的皮鞋原料取自小鱷魚皮、質感柔軟，他開車上下班，如果行人稀少，他會非常享受高速駕駛的樂趣，再過數年的周末有時他駕駛遊艇出海……他精力充沛，覺得人人都喜歡他。
「財富能令一個人內心擁有安全感，但超過某個程度，安全感的需要就不那麼強烈了。」李嘉誠後來回憶說，他發現金錢帶來的快樂迷人，卻不能持續。
至少在6個月時間裏，這個面色有點憂鬱的青年，晚飯後經常一個人駕車到西環半山上的寶珊道。夜晚時它寂靜得讓一切的思緒與傷感都清晰起來。李嘉誠喜歡靠著樹林裡的一塊大石頭發呆，他記得樹木枝葉的參差與遠處的燈火，還有遠遠眺望到的海面，船帆婆娑。
成功促成了他的第一次個人意識的覺醒，他需要知道，當財富不再是生活的目標時，他的新目標是什麼，他的生活意義是什麼？
「有些時候，我真的希望精靈出現，破除迷團，指明方向，就像小孩子想的那樣。」他有一次談起當時的困惑時說。三個目標幫助他渡過了這個精神困惑期：一，事業的挑戰而激動人心，足以讓他持續向前；第二個，將賺來的錢用諸社會，第三個是對員工負責，他必須不斷增加工廠的利潤。
慈善行為則為他的財富積累賦予了意義。自1949年起，他就擬定了一份資助家鄉親戚朋友的名單，每個月準時給他們寄出錢與物。在某些時刻，這些接濟對那些鄉親至關重要。一位長輩親人在臨死前都抱著他寄去的一罐食用油作為枕頭——那變成了她生活裏唯一的依靠與希望。
但是，對於此時的李嘉誠而言，慈善行為與其說是對一種更深層生活的渴望，不如說是他善良天性的延伸。
「超人」的能力
似乎在22歲開始在皇后大道西509號的那間100多平方米的小倉庫開始，他就注定要獲得輝煌的成功。12—16歲那一段時光是一種壓縮性的經驗，就像他自己所說的：「我告別童年、投身社會，悲慘的經歷促我快速成長，短短的幾年內，我為自己空白的人生確定了方向。」現實還逼迫他掌握了一套獨特的自我管理的方式，一種驚人的自律能力，學習能力。
在17—22歲這段時間，李嘉誠完成了他最初的商業教育。在推銷員、工廠總經理的這樣的職位上，他了解市場的特性，知道如何處理與商業夥伴的關係，也學會了如何領導他人。而在最初的創業日子裏，他則深刻體會到規避風險、技術創新、全局思維的重要性。
一些他身上最重要的特質在青年時代已表現無遺。他擁有一種罕見的學習能力，這種學習不僅是對於現有經驗的掌握，更是一種不斷向外擴張的欲望，在拼命為訂單而奮鬥的小廠主時代，他就堅持讀英文雜誌《現代塑膠》，當生意剛剛有了一點規模，他就開始購買華爾街的股票，通過閱讀年報理解美國公司。他似乎總是在等待更大的舞台出現，並為此精心準備，一旦時機到來，他就不會錯過；他還有一種洞察力，了解事物最核心的問題是什麼的洞察力，他可以將他自身的東西，推向價值的最大化；通過嚴格的自律，他將個人能力最大化；通過對商業原則的堅持，他將自己的聲譽最大化；他具有的平衡能力，讓他在財務上永遠是穩妥的，將風險降至最低，而在策略上卻可能相當激進；他有一種強大的現實感，他不依賴別人的眼光與敘述來了解世界，他總是要經過自己的思考，才得出結論，做成判斷，這使他躲避了流行的情緒。
這些能力，再加上他對於數位的天生敏感性和一些無法解釋的商業天才，他變成了日後的「超人」。2000年5月1日，在李嘉誠獨自度過了自己的公司五十周年的生日時，一個令人詫異的發現是，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裏，公司從未出現過虧損。
「內心的富貴才是真富貴」
9月8日的中午，在長江中心的小會議室內，李嘉誠請我們吃三明治，喝紙杯裝的羅宋湯。當他吃東西時，總是有點急切，三兩口就把三明治吞下。他喜歡提子乾、脆脆的薯片，在下午茶的時間裡，經常吃個不停。
小會議室的正中擺上圓桌、六把椅子之後，就不再有更多餘的空間了。四面牆中的兩面分別掛著畢加索和張大千的作品，另一面牆上是平面液晶顯示幕，它可能用來召開電話會議，也可能做電腦的顯示幕。靠牆的立櫃上站著一個木雕的帳房先生。
「他的兩手間原本是一個玉制的秤，但它太容易被打壞了，我把它取了下來。」李嘉誠解釋說。
小會議室直接通向他的辦公室，辦公桌的整潔引人注目，那上面從未雜亂過。從他在倉庫裏隔出的那間小辦公室開始，他就保持著這種整潔，這給予他更開闊的空間感，他總是期待更大的空間。
桌子面對的那面牆上是另一幅張大千的山水作品，題著李白的《 山中答俗人》 ：「問余何事棲碧山， 笑而不答心自閑， 桃花流水杳然去， 別有天地非人間。」
李嘉誠的內心，就像是種種矛盾的混合體。有時，他有一種與其地位和年齡相稱的超然感，他談到了「內心的富貴才是真富貴」，他說，在長達兩個多小時的磁力共振全身檢查裡，他竟沉沉入睡，絲毫不擔心可能檢查出不良結果，他喜歡陶淵明和蘇東坡的瀟灑詩句。
但有時，他又為現實的世界而憂慮不堪。他為地鐵上閱讀不良書籍的香港少年而感到不悅，他看到眼前的受苦的人而流淚，他也會抱怨中國本應有更好的制度，中國人也應有更正確的價值觀，在一些時刻，他抱怨過世風日下，人情冷漠。
這一切與他在商業世界中的表現如出一轍。人們會被他謙謙的君子風範所打動，聽說過他如何尊重和善待自己部下，但是只憑這一點，又難以理解他能如此有效地領導一個如此龐大商業組織。有時候，他會說自己是「仁慈的獅子」，但不管多麼仁慈，但首先，前提還是一頭獅子。
多年來傳媒一直均追問李先生的退休計劃，在9月8日的談話裡，他希望2008年可以減少部分管理集團的工作量，並不是休息，而是更多的考慮基金會的情況。每個月他都抽出3天全天時間，每天花不少於8小時跟基金會同事與不同的慈善團體見面，討論他們提出的捐款項目建議。
他的一生，總是處於轉變過程中。他已成為了華人世界最偉大的商人，現在，他還將成為最偉大的慈善家嗎？
在兩年前的《管理的藝術》的演講中，他曾提到了阿基米德的杠杆定律，聰明的管理者專注的是支點的位置。他對於基金會的傾注的熱忱與能量，他在金錢上的控制力與影響力，將在更寬闊的領域內引發新的變革嗎？進而撬動人們重新思考金錢的價值、生命的意義，與社會進步的方向……
儘管它的結果仍未可知。但是對於那個在香港的街頭孤零零的行走的15歲少年，那個在夜晚的寶珊道上思考人生意義的28歲青年來說，這種不停的探索和付出，不正是生命的真正意義所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