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坤
本报北京９月２８日电
李嘉诚先生神采奕奕，向记者伸出手来的时候，你会感受到眼前这位长者、智者的平易近人。李先生用充满真诚的语气说∶“我是一个永远乐观向上的普通人。”
记者开门见山问：您一向深信“知识改变命运，人才决定一切”，最近在汕头大学开学典礼，勉励同学在追求更多知识时，更要追求智慧。引发本报同时开展一场讨论，主题是“什□样的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并请先生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李先生很兴奋地说了他当年的一段经历：
如果你用经验加你能学到的知识，两者配合起来才能成事，要有诚信，不怕吃亏。当我二十二岁开始自资做生意，有一家贸易公司向我订购一批玩具输往外国。当时货物已卸船付运，可向对方收取货款。忽然，贸易公司的负责人来电通知，外国买家因财政问题，无法收货，但贸易公司愿意赔偿损失。根据我的判断，这批玩具很有市场，不愁顾客，我的损失有限，不用赔偿了。当时我的考虑是留下一个空间，建立互信的关系，日后就有更多的生意机会了。
在我开始转营塑胶花的时候，我没有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有一天，一位美国人突然找我，说经某贸易公司的负责人推荐，认为我的厂是全香港最大规模的塑胶花厂，令我一时语塞，因为当时我的厂房并不太大。后来我才知道，从前那间贸易公司的负责人，认识这位美国人，告诉他我是完全值得信任的生意伙伴，为我说尽好话。这位美国人最后给我6个月订单，更成为我的永久客户。他们所需的塑胶花逐渐地全由我供应，我的塑胶业务发展一日千里。做生意不怕吃亏，也需要以市场知识为依据的判断，一时吃亏，长远却往往有利。
李先生意犹未尽，说最大的遗憾就是从小因战乱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从没有放弃学习，至今仍然每晚习惯睡前阅读，常常设定一个闹钟，提醒自己不要入迷而读书至凌晨，通过阅读掌握了很多新领域的新知识，他把工作中的学习视为事业发展的动力。李先生说，读书不仅是乐趣，而且令人启迪心智，刺激思考。
经营工厂时，我时常订阅美国著名的塑胶工业杂志，从中了解世界市场和新产品技术。五十年代，香港普遍采用的塑胶模机多是注射式(injection molding)，即将塑胶溶液注入模内。我在一本杂志看到一部机器，可以把模内未成形的胶管注入压缩空气，制成胶瓶或玩具，不过价钱很贵，要20000元，那时香港还没有引进这种机器，软胶瓶也未出现，我认为生产胶瓶的前景很好，可惜经济能力有限，无法购买这部机器，于是决定自行研制。
我先利用工厂的机器制成一条条软而热的胶管，试制过程中我连续36小时不眠不休。胶管制造出来，形状与自己心中所想、在杂志上所见差不多，然后便想着造模、购买压缩空气机。就在电光火石间，忽然看见身旁的可乐玻璃瓶，灵机一触，立即将可乐瓶颈弄断，将胶管放进可乐瓶里，然后利用机器的压缩空气口插入汽水的吸管并注入压缩空气，口含吸管一吹，不用3秒，胶管沿着透明的可乐瓶身膨胀，制成品便出现。我自制的机器虽然简陋，但只需要杂志介绍那部机器十分一的价钱，便成功制造出一模一样的产品。
这件事的启示是事在人为。这部机器制造出来的塑胶产品为工厂赚了不少钱，同时生产塑胶花的情况也是非常理想，应该说每一年较往年的资产增加最少１０倍，但这也是因为你懂得外面的世界，知道你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这是我最开始创建的公司。
一个真正做大事、有远见的人，是看世界的潮流，估计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事在人为，不能有志无才，你可以夸口说你的志向是摘下天上的月亮，但你知道怎□摘下？所以我说事在人为，靠自己，靠意念，还要有最新的知识及经验积累才能达到。
李先生75岁了，有过年轻时的困难经历，面对新一代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觉得自己还能跟他们一样吗？没想到李先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后忽然说∶我有第三个孩子，语出惊人∶
知识的力量应该造福人群，我为什么说，有“第三个孩子”呢？有一夜，我睡不着，我就告诉家人，我昨天晚上怎□样也睡不着，其实我有三个孩子。外界都知道我只有两个儿子，我却宣布我有三个孩子，大家怎会不大吃一惊呢？睡不着的原因就是担心这个孩子，他们鸦雀无声。我说第三个孩子可就是我的基金会。我的基金会以前本来没设固定的资金，每当需要捐款时，我才向基金会注资。但近年我为基金会长远发展考虑，开始向基金会投入资金，并作长线投资，令资金产生经常收入，作捐款的来源。我更计划按年将自己收入的一部份注入基金，使基金有更充裕的财政基础，可从事越来越多的教育、医疗、老人福利等公益事业。我希望将来这个基金可以无止境地做下去，要延续到下一代，最少100年以后。我也请了不少外界人士到基金会做事，在基金会里，捐资哪一个项目，却不由一人说了算，由董事会不记名投票决定。
人家怎样议论我，我不介怀，虽然有人觉得我很神秘，但我的透明度其实很高。基金会的运作，应该让公众知道。我希望基金会运作做到完全透明，基金会的资料会整理成资料库，观迎人家来参考，将公益事业运作方法向外推广。
我觉得我这个人也是透明的，我年轻时，十四五岁要负担家庭，我十二岁到社会做事，每次都用最好的方法去克服最困难的事，做事无论大小，都要用脑筋，用心、用力，我１８岁做经理，１９岁做总经理都是秉持这个宗旨。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时与国内的生意形式有所改变，我的老板希望我继续当总经理，但那时的判断是创业对我是最好，既然我决定了创业，就多看那方面的书，掌握知识，推动我的事业。究竟什么的知识可以转化为智慧和力量？你要首先要决定自己的未来是什么。
回想起来，其实我不喜欢做生意，我本来希望创业后尽快赚取足够应付我与家人往后十年的生活费，便回到学校唸书。可惜事与愿违，因为一位客户的公司突然倒闭，我不但收不到应得的钱，也要赔上工厂过去所赚取的盈利和重返校园的愿望。但我后来想通了，事业成功，一样可以把所赚到的金钱一部份捐出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工作便变得更有意义，于是我决定发展自己的事业，在空余时间才自修。
本报近年来十分关注就业和人才的报道，就业问题不仅香港关注，大陆也受关注。比如大陆这面大学生就有四、五十万到上个月才找到工作，对这个问题您是怎□考虑的？记者抓紧时间，希望李先生能够谈一谈，李先生从与国家教育部合作设立“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和“长江学者成就奖”谈起：
我主动提出跟教育部合作，我当初的构想是农村有不少高中毕业生，因经济环境欠佳上不了大学，我很希望帮助这些学生。教育部说另一项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留住精英老师。教育部说国家政策规定教授的工资级别没有差别，除非有其他人合作推出新计划，才能打破待遇平均主义，为留住人才，特聘教授可获额外薪金。当时的教育部长很能干，有魄力，有眼界。他一讲，我认为很有道理！短时间内便决定设立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这份奖金不是多少钱的问题，而是一份尊敬，令教授体会到国家对他们的尊重。这计划至今仍然继续。
我亦曾跟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合作，捐资一亿元，令107万在落后农村的白内障病人复明。很多农民不知道白内障是能医治的。还记得那天我早上六时起床，谈妥这计划时已是十一时左右，回到办公室后，我很高兴，还倒了一杯白兰地喝，当时已忘记自己的肚子还空着。
你想想107万人由失明，要拿手扙，到一天自己能走路，不单自己得益，连家庭、社会的负担也一下子轻了。所以我说这计划是极有意义的。比如上次我去西北，探访西北六省及一个直辖市，到达甘肃访问一个残联中心，见到那些安装义肢的朋友，他们拿着两桶水给我看。我们普通人拿起这么重的两桶水也不太容易，他还拿着水跑了两圈。义肢的受惠人共有六万多位，看着一位原本两条腿都没有，只用一块最便宜的牛皮，用一条绳绑着，在地下跪着走。现在可以正常地生活，我很高兴，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六、七万残疾人士复元后，我还考虑继续资助，因为你帮助解决他家人的负担，对社会都有非常大的效益。我也有协助晚期肿瘤病人的全国宁养服务，派医疗队到病人家打针、派药止痛，并作心理辅导，这计划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经济不好的人士，到了癌症晚期，如果医疗条件不好，这些病人怎□办？所以在全国二十个地方每年为差不多超过一万的肿瘤病人提供援助，这是没有回报的，但最少减轻了晚期癌症病人的痛苦。
谈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我们国家面对的情况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好。因为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价格有足够的竞争力。但是我们的制度是需要培养精英，因为科技越发达，越多工人会被机器取代，但机器取代不了良好的管理和创意。所以在过去好几年我跟学生的谈话中都提出要认真面对经济全球化，除了有学识，要让自己有经验，能面向全球竞争。我们的经济发展势头很好，今年GDP增长是百分之八点多。现在很多新的投资都在制造业方面，当外国商人来订货，很多工厂都争相希望拿到订单，可是这些订单的利润其实不是很高的。外国商人利用我们的廉价生产力，制造了许多流行产品，我们应注意只生产别人的创意成品，利润不会高，要掌握创意工业和发行网络，才可提高盈利能力，推动更多的工商业发展，解决就业问题。
记者最后又提了一个问题：您这几天跟中国领导见面，听说有一些好的建议？能否谈谈？
我向领导人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在香港和深圳之间可否成立一个“工业特特区”，开创更多的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对国际投资者也有相当大吸引力。当然，特区政府需要时间慢慢研究，事情成功与否，亦需要灵活的政策来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