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張坤
本報北京９月２８日電
李嘉誠先生神采奕奕，向記者伸出手來的時候，你會感受到眼前這位長者、智者的平易近人。李先生用充滿真誠的語氣說︰“我是一個永遠樂觀向上的普通人。”
記者開門見山問：您一向深信“知識改變命運，人才決定一切”，最近在汕頭大學開學典禮，勉勵同學在追求更多知識時，更要追求智慧。引發本報同時開展一場討論，主題是“什樣的知識能夠改變命運”，並請先生談談這方面的體會。
李先生很興奮地說了他當年的一段經歷：
如果你用經驗加你能學到的知識，兩者配合起來才能成事，要有誠信，不怕吃虧。當我二十二歲開始自資做生意，有一家貿易公司向我訂購一批玩具輸往外國。當時貨物已卸船付運，可向對方收取貨款。忽然，貿易公司的負責人來電通知，外國買家因財政問題，無法收貨，但貿易公司願意賠償損失。根據我的判斷，這批玩具很有市場，不愁顧客，我的損失有限，不用賠償了。當時我的考慮是留下一個空間，建立互信的關係，日後就有更多的生意機會了。
在我開始轉營塑膠花的時候，我沒有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有一天，一位美國人突然找我，說經某貿易公司的負責人推薦，認為我的廠是全香港最大規模的塑膠花廠，令我一時語塞，因為當時我的廠房並不太大。後來我才知道，從前那間貿易公司的負責人，認識這位美國人，告訴他我是完全值得信任的生意夥伴，為我說盡好話。這位美國人最後給我6個月訂單，更成為我的永久客戶。他們所需的塑膠花逐漸地全由我供應，我的塑膠業務發展一日千里。做生意不怕吃虧，也需要以市場知識為依據的判斷，一時吃虧，長遠卻往往有利。
李先生意猶未盡，說最大的遺憾就是從小因戰亂沒有受過正規教育，但從沒有放棄學習，至今仍然每晚習慣睡前閱讀，常常設定一個鬧鐘，提醒自己不要入迷而讀書至凌晨，通過閱讀掌握了很多新領域的新知識，他把工作中的學習視為事業發展的動力。李先生說，讀書不僅是樂趣，而且令人啟迪心智，刺激思考。
經營工廠時，我時常訂閱美國著名的塑膠工業雜誌，從中了解世界市場和新產品技術。五十年代，香港普遍採用的塑膠模機多是注射式(injection molding)，即將塑膠溶液注入模內。我在一本雜誌看到一部機器，可以把模內未成形的膠管注入壓縮空氣，製成膠瓶或玩具，不過價錢很貴，要20000元，那時香港還沒有引進這種機器，軟膠瓶也未出現，我認為生產膠瓶的前景很好，可惜經濟能力有限，無法購買這部機器，於是決定自行研製。
我先利用工廠的機器製成一條條軟而熱的膠管，試製過程中我連續36小時不眠不休。膠管製造出來，形狀與自己心中所想、在雜誌上所見差不多，然後便想著造模、購買壓縮空氣機。就在電光火石間，忽然看見身旁的可樂玻璃瓶，靈機一觸，立即將可樂瓶頸弄斷，將膠管放進可樂瓶裡，然後利用機器的壓縮空氣口插入汽水的吸管並注入壓縮空氣，口含吸管一吹，不用3秒，膠管沿著透明的可樂瓶身膨脹，製成品便出現。我自製的機器雖然簡陋，但只需要雜誌介紹那部機器十分一的價錢，便成功製造出一模一樣的產品。
這件事的啟示是事在人為。這部機器製造出來的塑膠產品為工廠賺了不少錢，同時生產塑膠花的情況也是非常理想，應該說每一年較往年的資產增加最少１０倍，但這也是因為你懂得外面的世界，知道你自己的長處和短處，這是我最開始創建的公司。
一個真正做大事、有遠見的人，是看世界的潮流，估計自己未來發展的方向。事在人為，不能有志無才，你可以誇口說你的志向是摘下天上的月亮，但你知道怎摘下？所以我說事在人為，靠自己，靠意念，還要有最新的知識及經驗積累才能達到。
李先生75歲了，有過年輕時的困難經歷，面對新一代朝氣蓬勃的年輕人，覺得自己還能跟他們一樣嗎？沒想到李先生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後忽然說︰我有第三個孩子，語出驚人︰
知識的力量應該造福人群，我為什麼說，有“第三個孩子”呢？有一夜，我睡不著，我就告訴家人，我昨天晚上怎樣也睡不著，其實我有三個孩子。外界都知道我只有兩個兒子，我卻宣佈我有三個孩子，大家怎會不大吃一驚呢？睡不著的原因就是擔心這個孩子，他們鴉雀無聲。我說第三個孩子可就是我的基金會。我的基金會以前本來沒設固定的資金，每當需要捐款時，我才向基金會注資。但近年我為基金會長遠發展考慮，開始向基金會投入資金，並作長線投資，令資金產生經常收入，作捐款的來源。我更計劃按年將自己收入的一部份注入基金，使基金有更充裕的財政基礎，可從事越來越多的教育、醫療、老人福利等公益事業。我希望將來這個基金可以無止境地做下去，要延續到下一代，最少100年以後。我也請了不少外界人士到基金會做事，在基金會裏，捐資哪一個項目，卻不由一人說了算，由董事會不記名投票決定。
人家怎樣議論我，我不介懷，雖然有人覺得我很神秘，但我的透明度其實很高。基金會的運作，應該讓公眾知道。我希望基金會運作做到完全透明，基金會的資料會整理成資料庫，觀迎人家來參考，將公益事業運作方法向外推廣。
我覺得我這個人也是透明的，我年輕時，十四五歲要負擔家庭，我十二歲到社會做事，每次都用最好的方法去克服最困難的事，做事無論大小，都要用腦筋，用心、用力，我１８歲做經理，１９歲做總經理都是秉持這個宗旨。1949年新中國成立，當時與國內的生意形式有所改變，我的老闆希望我繼續當總經理，但那時的判斷是創業對我是最好，既然我決定了創業，就多看那方面的書，掌握知識，推動我的事業。究竟什麼的知識可以轉化為智慧和力量？你要首先要決定自己的未來是什麼。
回想起來，其實我不喜歡做生意，我本來希望創業後盡快賺取足夠應付我與家人往後十年的生活費，便回到學校唸書。可惜事與願違，因為一位客戶的公司突然倒閉，我不但收不到應得的錢，也要賠上工廠過去所賺取的盈利和重返校園的願望。但我後來想通了，事業成功，一樣可以把所賺到的金錢一部份捐出來幫助有需要的人，工作便變得更有意義，於是我決定發展自己的事業，在空餘時間才自修。
本報近年來十分關注就業和人才的報道，就業問題不僅香港關注，大陸也受關注。比如大陸這面大學生就有四、五十萬到上個月才找到工作，對這個問題您是怎考慮的？記者抓緊時間，希望李先生能夠談一談，李先生從與國家教育部合作設立“長江學者獎勵計劃”和“長江學者成就獎”談起：
我主動提出跟教育部合作，我當初的構想是農村有不少高中畢業生，因經濟環境欠佳上不了大學，我很希望幫助這些學生。教育部說另一項更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留住精英老師。教育部說國家政策規定教授的工資級別沒有差別，除非有其他人合作推出新計劃，才能打破待遇平均主義，為留住人才，特聘教授可獲額外薪金。當時的教育部長很能幹，有魄力，有眼界。他一講，我認為很有道理！短時間內便決定設立長江學者獎勵計劃。這份獎金不是多少錢的問題，而是一份尊敬，令教授體會到國家對他們的尊重。這計劃至今仍然繼續。
我亦曾跟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合作，捐資一億元，令107萬在落後農村的白內障病人復明。很多農民不知道白內障是能醫治的。還記得那天我早上六時起床，談妥這計劃時已是十一時左右，回到辦公室後，我很高興，還倒了一杯白蘭地喝，當時已忘記自己的肚子還空著。
你想想107萬人由失明，要拿手扙，到一天自己能走路，不單自己得益，連家庭、社會的負擔也一下子輕了。所以我說這計劃是極有意義的。比如上次我去西北，探訪西北六省及一個直轄市，到達甘肅訪問一個殘聯中心，見到那些安裝義肢的朋友，他們拿著兩桶水給我看。我們普通人拿起這麼重的兩桶水也不太容易，他還拿著水跑了兩圈。義肢的受惠人共有六萬多位，看著一位原本兩條腿都沒有，只用一塊最便宜的牛皮，用一條繩綁著，在地下跪著走。現在可以正常地生活，我很高興，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六、七萬殘疾人士復元後，我還考慮繼續資助，因為你幫助解決他家人的負擔，對社會都有非常大的效益。我也有協助晚期腫瘤病人的全國寧養服務，派醫療隊到病人家打針、派藥止痛，並作心理輔導，這計劃是我自己想出來的。經濟不好的人士，到了癌症晚期，如果醫療條件不好，這些病人怎辦？所以在全國二十個地方每年為差不多超過一萬的腫瘤病人提供援助，這是沒有回報的，但最少減輕了晚期癌症病人的痛苦。
談到經濟全球化的影響，我們國家面對的情況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好。因為我們的產品、我們的價格有足夠的競爭力。但是我們的制度是需要培養精英，因為科技越發達，越多工人會被機器取代，但機器取代不了良好的管理和創意。所以在過去好幾年我跟學生的談話中都提出要認真面對經濟全球化，除了有學識，要讓自己有經驗，能面向全球競爭。我們的經濟發展勢頭很好，今年GDP增長是百分之八點多。現在很多新的投資都在製造業方面，當外國商人來訂貨，很多工廠都爭相希望拿到訂單，可是這些訂單的利潤其實不是很高的。外國商人利用我們的廉價生產力，製造了許多流行產品，我們應注意只生產別人的創意成品，利潤不會高，要掌握創意工業和發行網絡，才可提高盈利能力，推動更多的工商業發展，解決就業問題。
記者最後又提了一個問題：您這幾天跟中國領導見面，聽說有一些好的建議？能否談談？
我向領導人提出一個建議，就是在香港和深圳之間可否成立一個“工業特特區”，開創更多的年輕人的就業機會，對國際投資者也有相當大吸引力。當然，特區政府需要時間慢慢研究，事情成功與否，亦需要靈活的政策來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