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在外国，有所谓的“天才”，即使年纪轻也可领导一队人，成为领袖；但在中国人的社会如香港，则较论资排辈，年轻人很难赶上资历较深的同事，作为领袖的你，有何意见？
答： 也未必如你所说。在四十年代，我年纪很小便出来工作，十七岁时为一批发商的营业员，年纪小但待遇很好，连花红一并计算，薪金比MD还高出两至三倍；十八岁做经理，十九岁为总经理，二十二岁创业。所以，只要自身条件优越，有充足的准备，在今日的知识型社会里，年轻人更容易突围而出，创造自己的事业。
问： 李生你那么成功，会否对下属构成压力？你那么有知识，下属是否有机会发表意见及发挥自己的才能？你是否容易接纳及采用下属的意见？
答： 下属们有很多发挥的机会。如在本公司服务多年的行政人员，有的已工作了很多年如长达三十年，什么国藉也有；无论是什么国藉，只要在工作上有表现，对公司忠诚及有归属感，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及考验，亦可成为公司的核心份子。
我很有信心，这批员工在他们退休之前，仍会留守在本公司继续作出贡献。原因是员工们很积极，很主动地发挥自己的才干。我们的业务遍及二十八个国家，香港及海外员工的数目达十万，公司的成功，全赖这批员工的努力。
事实上，在每次开会前，我会多接触及了解有关事务。况且在开会前，我会仔细研究他们的建议，加上各部门同事各有自己的知识及专长，故当下属提出有用的建议时，很快便能获得我的接纳，例如在一次的行政会议，我在两分钟内便批准了同事所提出的建议，我还打趣地说：“全世界没有一个行政人员能那么快取得总裁的批准。”所以，下属在提出意□
问： 若你的员工想自创一番事业，你会鼓励他向外作个人发展，抑或留守在集团内继续作出贡献？作为老板的你，对这位员工有何建议？
答： 以往，中国人做生意时常会有这个想法。对员工太好，他自己有积蓄，便会向外闯，开拓个人事业。若有这个想法，就只适合经营家庭式的小型企业；要经营大企业，必须知道大企业本身要有很完善的组织，一位员工的离开，自有其他人补上。例如本公司曾有员工被邀请往其他公司任高职，但当中也有不少人回流，原因是公司待遇好，大家合作愉快，最重要是双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本人认为，最重要是员工能以公司为荣，及觉得在工作上有前途。
问： 李生做生意的手法及宗旨，比较稳健、保守；但现在有些业务是需要以较进取的手法进行，并需承受风险。若有些业务需承受风险，即与你的宗旨违背，你如何作出取舍？若你的工作伙伴很进取，喜欢冒险，在合作上会否出现问题？
答： 我本身是一个很进取的人，从本人从事行业之多便可看得到。不过，本人着重的是在进取中不忘稳健，原因是有不少人把积蓄投资于我们公司，我们要对他们负责任，故在策略上讲求稳健，但并非不进攻，相反在进攻时我们要考虑风险及公司的承担。事实上，我们现在有很多进取的业务正在进行中，只是未向外宣布。
反观欧美的新兴科技，平均来说，股价下跌了百份之八十；有的互联网科技，甚至下跌了百份之九十。所以，在开拓业务方面，我要求是收入与支出平衡，甚至要有盈利，我讲求的是于稳健与进取中取得一平衡点。船要行得快，但所面对的风浪一定要捱得住，亦非少许风浪，便停泊起来。
本人在二十八个国家都有业务，可见本人的进取心。在过去一年，我奉行的原则是保持现金储备多于负债，可以起到平衡作用。
问： 中国人的公司较着重感情，美国公司较着重科学化的管理，你在管理的过程中，两者之间如何取得平衡？
答： 美国科学化的管理有其优点，可以应付急速的经济转变，但没有感情，在业绩不好时进行大规模裁员，我们做不出，因会令员工没有安全感，及导致很多人突然失业。我们揉合两者的优点，以外国人的管理方式，加上中国人的管理哲学，以保存员工的干劲及热诚，我相信可以无往而不利。
问： 在课余期间，当我们一谈及香港的领袖，不约而同大家都想到李先生。其实大家都知道要成为领袖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包括要有目光、理想、勤力及奋斗精神，但又怎样才能做得比他人好？李先生会否有很大的压力，又怎样去舒缓自己的压力呢？
答： 要成为领袖，你提到的基本的质素一定要有，小企业每样事情都要亲身处理，所谓“力不到、不为财”；至于中型至大型企业，则一定要有组织。而最难做到的就是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信誉、建立主要行政人员对公司的信任，令他们知道在公司会有更好的前途及工资。同时，亦要令同事明白他们工资与花红越来越多时，亦要清楚知道他们的生产能力要同时配合，这样公司才能够维持，只做一个好好先生是没有用的，如果只会乱花钱，公司迟早一定会出现问题。
最难做到的是要赚钱之余，又要令公司内外对你有信心，所以要清楚无论从事甚么行业，都要比竞争者做好一点，就如奥运赛跑一样，只要快十分一秒就会赢。就以我自己来说，我年青打工时一般人每天工作8-9小时，而我则工作16小时，除了对公司有好处外，我个人得益更大，这就可以比人赢少许，对于香港今日竞争这样剧烈的社会来说，这是更加重要。
我自己没有甚么压力。起初未够20岁时便要负担家庭，一心想向上，每到晚上便想着明天的事情，但翌日一早醒来，便发现所想的事是行不通的，因此我知道一个人的工作能力是有限的，不及两、三个人一起做事般事半功倍，但我会尽力去做，这样压力便减少。直至我做生意时，我采取稳健中大力发展，亦在发展之余取得稳健的平衡。一个大企业是不可以有错，所以最紧要的是学习，要视竞争者为聪明人，只要肯努力一点，就可以赢多一点。
问： 作为一个领袖要取得员工的信任，但假如李先生作出了错误决定时，会以甚么形式跟员工交待？以目前李先生管理全球这么多业务，开会前又要作好准备，时间上怎样分配？
答： 首先每一个人都会有错，错了便应勇于承认，把错的代价作教训。事实上，作出错误决定的不是我一个人，因为每一决定都经由有关人员研究，要有数字的支持，而我对数字是很留意的，所以数字一定要准确。每次一开会就入正题，没有多余说话。到目前为止，我似乎没有大的错误，每次作决定前也作好准备，例如Orange这历史上最大的交易，我事前不认识对方，亦从未见面，只听过他的名字，那次对方只有数小时逗留在香港洽谈，因我事先已熟悉cellular telephone的前途及作好准备，向对方清楚表达，所以很快便可作决定。我虽然是作最后决策的人，但事前一定听取很多方面的意见，当做决定及执行时必定很快。可□
问： 李先生及两个儿子均很成功，是如何去教育自己的孩子？
答： 我昨天刚与一欧洲著名家族吃午饭，他们已有5代的成功历史，十分有修养、有礼貌。中国有句老话：“富不过三代”，但今天的教育、组织不同，令事业可以继续，相信这句话日后将会修正，正如这个欧洲家族今天的事业比过去任何一代都好。过去中国有些有钱人家宁可让子弟去食鸦片，因可避免他们沉迷赌博等不良嗜好，这是落后的思想。当年，我朋友的儿子去外地读书，买了Rolls Royce开蓬车代步，我不便批评。但我两个儿子买的只是两部单车，在美国Stanford行走十分方便。直至有一天，我在9楼apartment等他们回家吃饭，看到一辆单车冒雨在车群中“之”字型穿梭，险象环生，看清楚才知是其中一个儿子，而他到家时已浑身湿透还背着几十磅东西。这时，我才叫他们第二天去学车考牌，买一辆坚固的、去年款式的新车。这便是父母看法的不同，对下一代的将来影响很大。
问： 但会否令孩子以为父母不疼爱他们？李先生自己在儿子成长的过程中，又花了多少时间在他们身上？
答： 在儿子入大学前，我每周日均拒绝所有应酬，带他们到一艘绝不豪华的小游艇去，好处是跟他们说道理，他们也无处可逃。
是否疼爱不是靠金钱或物质去冲量。儿子在外地唸书时，我给他们开了两个户口，一个他们绝不能动用，但已准备足够他们完成PhD课程的费用。至于使用另一个户口的金钱，他们必须写信给我报告，我会在24小时内回覆。后来因为他们功课太多，才接受他们要求改用电话说明，这才是有用的疼爱，我个人认为太多物质反为有害。
问： 近年香港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很大，我们的出路如何？香港人要怎样才可维持竞争力？
答： 这是我与所有香港人也关心的问题。率直地说，面对今天的竞争，香港人需要抛开昔日自满的心理。如何令我们在将来与外国及国内的技术及经营方式接轨十分重要，我对香港还是充满信心。
但今天香港的问题在于贫富悬殊日益严重。如在座各位同学，你们一直求上进，将来的收入自然向上。但部份低收入人士在过去十年却向下跌，将来香港的情形会与今天的美国一样，受教育、知识高、用功的，收入会向上，收入低者则越来越缩，这是社会的经济转型，我们已走进知识型经济。
现今的新移民与1949年的并不相同。今天的移民中，具有高专业知识水平的百分比相对较低。因此，首要希望移民政策放宽，增加香港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当然，我们对所有同胞均应一视同仁，友好相待，团聚移民也要照顾，但短期输入一些高教育水平的技术性移民对香港至为重要。而长期则要加强教育，提升香港大学生的水平，单是大学学历已不足够，希望有Master Degree、PhD程度，经得起考验，加上香港人一贯灵活及有拚搏精神的优点，便可与外国的强者比较。
别说面对海外竞争，就是上海、深圳也在每天向上。一个和谐、有秩序、齐心向上的社会才最重要。你们便是很好的例子，若我聘请各位到我的机构任职，相信各位也会拼搏，对公司有所贡献。
当然，香港的优点很多，我们的银行体制、对外通讯、海陆空运均不俗，很有前途，但今天还是要抱着急起直追，追求卓越的精神。正如我之前讲过，香港的工业很难与外地比较，我们的工资、成本均高，曾有外国伙伴想与我合作新工业，但研究后发现香港的条件不足，所指的并非一般性劳工，否则低下层压力更大，而是急切需要多让技术人员来港。如以色列一度全国只有六万个engineer，后来由俄罗斯吸纳了八十万人，当中二十万为engineer，足够各个工业的发展。当然不能只限教育水平高才吸纳，家庭团聚的移民也要吸纳。至于教育也要不断完善，培训自己的优秀人才，否则难与其他地方竞争，据了解，单是深圳每年便有一万名来自全国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加入工作行列。
问： 那么香港人应维持怎样的质素呢？
答： 人才最重要，不论是服务业、旅游业、以至贸易中心等等。人才包括移民及刚才提及香港需要的技术人才，这里的技术也不一定是高技术，只要是我们缺乏的，例如某种地方菜式的厨师，也要去吸纳。
当然要有一定的制度，正如当年移民潮时期加拿大的计分制，但我们的家庭团聚名额订出后便不应改变。相信特区政府已看到香港面对的竞争，幸好我们由昔日剩余的储备充足，人们的储蓄也多，在短期内可作支持。
问： 潮州人多做小生意，依赖节俭、勤劳，与海派风格不一样？作为华人资本家领袖，如何对外竞争？
答： 几年前我去汕大开校董会，市领导安排在饭后会见大群记者，被问及“潮州人以你为荣，你又会否以身为潮州人为荣呢？”这个问题不可犹豫作答，我在两秒内便回应道，我以身为中国人为荣。
在我心中，同事中有不同民族，会说潮州话也不会有特别好处。潮州人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潮州人战前多从事米铺、木材、煤炭、苦力、拉车等工作。但近几十年潮州家庭亦着重第二代教育，但必须记着身为中国人，事业有成当然应该对家乡有贡献，但更要远大思想，不只中国，甚至放眼世界。在事业上谁有贡献、有归属感，便可成为公司核心人物，自然形成大群亲信，不分国藉。在我两个儿子加入公司前，我的机构内并无聘用亲属，我认为亲信亦不等于亲人。
但我并非不爱家乡，我放了不少心血在家乡，没有任何一个生意比汕头大学更占用我的时间，最初10年我每次到汕大均工作直至零晨二、三时。
问： 成功领袖的模式应如何？你有何不足之处及成功必备的特点呢？
答： 我不算十分成功，我也有短处，但人没有十全十美，要尽力去追求完善。作为一个领袖，第一最重要是“责己以严，待人以宽”，第二，要令他人肯为自己办事并有归属感。
机构大必须依靠组织，在二、三十人的企业，领袖走在最前端便最成功。规模扩大至几百人，领袖还是要去参与工作，但不一定是走在前面的第一人。再大便要靠组织，否则，便迟早会撞板，这些例子很多，百多年的银行也一朝崩溃。
还有必须紧跟时代、超越时代，有创业家精神。这对你们攻读MBA重要，工作亦然。要有创造性，勇于挑战，但亦须集中在从事的行业，正如清代曾国藩的家书记载他的朋友说，去挖十口井，不如集中挖一个确定有水源的才最重要，熟悉本行差别很大。
1967年我做玩具工厂时，其中一种生产机器只可从欧洲一个国家用飞机引入，但我要赶生产，结果我把自己厂房内原有机器的一部份作出修改，24小时后使它生产量提升了一倍。但一倍并不足够，要继续增加，终于一部机器生产多四倍，既为客人解决问题，亦可多赚金钱。
中国人在15世纪时的技术也很出色，但无人去继续创造。封建政治中，排列“士、农、工、商”，把“商”放在最后，但事实上“商”很重要。我们要有创造性，我公司内很多MD经常创作新念头，只要有5成机会成功又只利用不多的资源，我都会支持。
问： 下属最欣赏及最怕你的是什么地方？
答： 最怕我问figure，在他们开会时没有好好准备，说不出figure，又或是figure不对。有一次，一位在香港知名度颇高的同事跟他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一些figure，但我说不对，同事跟日本朋友商量后坚持没错，并说可以与我打睹。作为上司，与他们打赌金钱并不适合，终于以高尔夫球棍为赌注。后来经我解释错处后，翌日我便收到一套新的高尔夫球棍。但我最终没有接纳，因日本朋友始终是客人。我对工作很看重，不喜欢马虎，但人不可能没有错，所以，如之前所讲“责己以严，待人以宽”，但有些错是自己蓄意去犯错，例如贪污、在公司谋私利，便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