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 在外國，有所謂的「天才」，即使年紀輕也可領導一隊人，成為領袖；但在中國人的社會如香港，則較論資排輩，年輕人很難趕上資歷較深的同事，作為領袖的你，有何意見？
答： 也未必如你所說。在四十年代，我年紀很小便出來工作，十七歲時為一批發商的營業員，年紀小但待遇很好，連花紅一併計算，薪金比MD還高出兩至三倍；十八歲做經理，十九歲為總經理，二十二歲創業。所以，只要自身條件優越，有充足的準備，在今日的知識型社會裡，年輕人更容易突圍而出，創造自己的事業。
問： 李生你那麼成功，會否對下屬構成壓力？你那麼有知識，下屬是否有機會發表意見及發揮自己的才能？你是否容易接納及採用下屬的意見？
答： 下屬們有很多發揮的機會。如在本公司服務多年的行政人員，有的已工作了很多年如長達三十年，什麼國藉也有；無論是什麼國藉，只要在工作上有表現，對公司忠誠及有歸屬感，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及考驗，亦可成為公司的核心份子。
我很有信心，這批員工在他們退休之前，仍會留守在本公司繼續作出貢獻。原因是員工們很積極，很主動地發揮自己的才幹。我們的業務遍及二十八個國家，香港及海外員工的數目達十萬，公司的成功，全賴這批員工的努力。
事實上，在每次開會前，我會多接觸及了解有關事務。況且在開會前，我會仔細研究他們的建議，加上各部門同事各有自己的知識及專長，故當下屬提出有用的建議時，很快便能獲得我的接納，例如在一次的行政會議，我在兩分鐘內便批准了同事所提出的建議，我還打趣地說：「全世界沒有一個行政人員能那麼快取得總裁的批准。」所以，下屬在提出意?
問： 若你的員工想自創一番事業，你會鼓勵他向外作個人發展，抑或留守在集團內繼續作出貢獻？作為老闆的你，對這位員工有何建議？
答： 以往，中國人做生意時常會有這個想法。對員工太好，他自己有積蓄，便會向外闖，開拓個人事業。若有這個想法，就只適合經營家庭式的小型企業；要經營大企業，必須知道大企業本身要有很完善的組織，一位員工的離開，自有其他人補上。例如本公司曾有員工被邀請往其他公司任高職，但當中也有不少人回流，原因是公司待遇好，大家合作愉快，最重要是雙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本人認為，最重要是員工能以公司為榮，及覺得在工作上有前途。
問： 李生做生意的手法及宗旨，比較穩健、保守；但現在有些業務是需要以較進取的手法進行，並需承受風險。若有些業務需承受風險，即與你的宗旨違背，你如何作出取捨？若你的工作伙伴很進取，喜歡冒險，在合作上會否出現問題？
答： 我本身是一個很進取的人，從本人從事行業之多便可看得到。不過，本人著重的是在進取中不忘穩健，原因是有不少人把積蓄投資於我們公司，我們要對他們負責任，故在策略上講求穩健，但並非不進攻，相反在進攻時我們要考慮風險及公司的承擔。事實上，我們現在有很多進取的業務正在進行中，只是未向外宣佈。
反觀歐美的新興科技，平均來說，股價下跌了百份之八十；有的互聯網科技，甚至下跌了百份之九十。所以，在開拓業務方面，我要求是收入與支出平衡，甚至要有盈利，我講求的是於穩健與進取中取得一平衡點。船要行得快，但所面對的風浪一定要捱得住，亦非少許風浪，便停泊起來。
本人在二十八個國家都有業務，可見本人的進取心。在過去一年，我奉行的原則是保持現金儲備多於負債，可以起到平衡作用。
問： 中國人的公司較著重感情，美國公司較著重科學化的管理，你在管理的過程中，兩者之間如何取得平衡？
答： 美國科學化的管理有其優點，可以應付急速的經濟轉變，但沒有感情，在業績不好時進行大規模裁員，我們做不出，因會令員工沒有安全感，及導致很多人突然失業。我們揉合兩者的優點，以外國人的管理方式，加上中國人的管理哲學，以保存員工的幹勁及熱誠，我相信可以無往而不利。
問： 在課餘期間，當我們一談及香港的領袖，不約而同大家都想到李先生。其實大家都知道要成為領袖所必須具備的條件包括要有目光、理想、勤力及奮鬥精神，但又怎樣才能做得比他人好？李先生會否有很大的壓力，又怎樣去舒緩自己的壓力呢？
答： 要成為領袖，你提到的基本的質素一定要有，小企業每樣事情都要親身處理，所謂「力不到、不為財」；至於中型至大型企業，則一定要有組織。而最難做到的就是要建立一個良好的信譽、建立主要行政人員對公司的信任，令他們知道在公司會有更好的前途及工資。同時，亦要令同事明白他們工資與花紅越來越多時，亦要清楚知道他們的生產能力要同時配合，這樣公司才能夠維持，只做一個好好先生是沒有用的，如果只會亂花錢，公司遲早一定會出現問題。
最難做到的是要賺錢之餘，又要令公司內外對你有信心，所以要清楚無論從事甚麼行業，都要比競爭者做好一點，就如奧運賽跑一樣，只要快十分一秒就會贏。就以我自己來說，我年青打工時一般人每天工作8-9小時，而我則工作16小時，除了對公司有好處外，我個人得益更大，這就可以比人贏少許，對於香港今日競爭這樣劇烈的社會來說，這是更加重要。
我自己沒有甚麼壓力。起初未夠20歲時便要負擔家庭，一心想向上，每到晚上便想著明天的事情，但翌日一早醒來，便發現所想的事是行不通的，因此我知道一個人的工作能力是有限的，不及兩、三個人一起做事般事半功倍，但我會盡力去做，這樣壓力便減少。直至我做生意時，我採取穩健中大力發展，亦在發展之餘取得穩健的平衡。一個大企業是不可以有錯，所以最緊要的是學習，要視競爭者為聰明人，只要肯努力一點，就可以贏多一點。
問： 作為一個領袖要取得員工的信任，但假如李先生作出了錯誤決定時，會以甚麼形式跟員工交待？以目前李先生管理全球這麼多業務，開會前又要作好準備，時間上怎樣分配？
答： 首先每一個人都會有錯，錯了便應勇於承認，把錯的代價作教訓。事實上，作出錯誤決定的不是我一個人，因為每一決定都經由有關人員研究，要有數字的支持，而我對數字是很留意的，所以數字一定要準確。每次一開會就入正題，沒有多餘說話。到目前為止，我似乎沒有大的錯誤，每次作決定前也作好準備，例如Orange這歷史上最大的交易，我事前不認識對方，亦從未見面，只聽過他的名字，那次對方只有數小時逗留在香港洽談，因我事先已熟悉cellular telephone的前途及作好準備，向對方清楚表達，所以很快便可作決定。我雖然是作最後決策的人，但事前一定聽取很多方面的意見，當做決定及執行時必定很快。可?
問： 李先生及兩個兒子均很成功，是如何去教育自己的孩子？
答： 我昨天剛與一歐洲著名家族吃午飯，他們已有5代的成功歷史，十分有修養、有禮貌。中國有句老話：「富不過三代」，但今天的教育、組織不同，令事業可以繼續，相信這句話日後將會修正，正如這個歐洲家族今天的事業比過去任何一代都好。過去中國有些有錢人家寧可讓子弟去食鴉片，因可避免他們沉迷賭博等不良嗜好，這是落後的思想。當年，我朋友的兒子去外地讀書，買了Rolls Royce開蓬車代步，我不便批評。但我兩個兒子買的只是兩部單車，在美國Stanford行走十分方便。直至有一天，我在9樓apartment等他們回家吃飯，看到一輛單車冒雨在車群中「之」字型穿梭，險象環生，看清楚才知是其中一個兒子，而他到家時已渾身濕透還背著幾十磅東西。這時，我才叫他們第二天去學車考牌，買一輛堅固的、去年款式的新車。這便是父母看法的不同，對下一代的將來影響很大。
問： 但會否令孩子以為父母不疼愛他們？李先生自己在兒子成長的過程中，又花了多少時間在他們身上？
答： 在兒子入大學前，我每週日均拒絕所有應酬，帶他們到一艘絕不豪華的小遊艇去，好處是跟他們說道理，他們也無處可逃。
是否疼愛不是靠金錢或物質去衝量。兒子在外地唸書時，我給他們開了兩個戶口，一個他們絕不能動用，但已準備足夠他們完成PhD課程的費用。至於使用另一個戶口的金錢，他們必須寫信給我報告，我會在24小時內回覆。後來因為他們功課太多，才接受他們要求改用電話說明，這才是有用的疼愛，我個人認為太多物質反為有害。
問： 近年香港政治、經濟環境變化很大，我們的出路如何？香港人要怎樣才可維持競爭力？
答： 這是我與所有香港人也關心的問題。率直地說，面對今天的競爭，香港人需要拋開昔日自滿的心理。如何令我們在將來與外國及國內的技術及經營方式接軌十分重要，我對香港還是充滿信心。
但今天香港的問題在於貧富懸殊日益嚴重。如在座各位同學，你們一直求上進，將來的收入自然向上。但部份低收入人士在過去十年卻向下跌，將來香港的情形會與今天的美國一樣，受教育、知識高、用功的，收入會向上，收入低者則越來越縮，這是社會的經濟轉型，我們已走進知識型經濟。
現今的新移民與1949年的並不相同。今天的移民中，具有高專業知識水平的百分比相對較低。因此，首要希望移民政策放寬，增加香港需要的專業技術人才，當然，我們對所有同胞均應一視同仁，友好相待，團聚移民也要照顧，但短期輸入一些高教育水平的技術性移民對香港至為重要。而長期則要加強教育，提升香港大學生的水平，單是大學學歷已不足夠，希望有Master Degree、PhD程度，經得起考驗，加上香港人一貫靈活及有拚搏精神的優點，便可與外國的強者比較。
別說面對海外競爭，就是上海、深圳也在每天向上。一個和諧、有秩序、齊心向上的社會才最重要。你們便是很好的例子，若我聘請各位到我的機構任職，相信各位也會拼搏，對公司有所貢獻。
當然，香港的優點很多，我們的銀行體制、對外通訊、海陸空運均不俗，很有前途，但今天還是要抱著急起直追，追求卓越的精神。正如我之前講過，香港的工業很難與外地比較，我們的工資、成本均高，曾有外國伙伴想與我合作新工業，但研究後發現香港的條件不足，所指的並非一般性勞工，否則低下層壓力更大，而是急切需要多讓技術人員來港。如以色列一度全國只有六萬個engineer，後來由俄羅斯吸納了八十萬人，當中二十萬為engineer，足夠各個工業的發展。當然不能只限教育水平高才吸納，家庭團聚的移民也要吸納。至於教育也要不斷完善，培訓自己的優秀人才，否則難與其他地方競爭，據了解，單是深圳每年便有一萬名來自全國重點大學的畢業生加入工作行列。
問： 那麼香港人應維持怎樣的質素呢？
答： 人才最重要，不論是服務業、旅遊業、以至貿易中心等等。人才包括移民及剛才提及香港需要的技術人才，這裏的技術也不一定是高技術，只要是我們缺乏的，例如某種地方菜式的廚師，也要去吸納。
當然要有一定的制度，正如當年移民潮時期加拿大的計分制，但我們的家庭團聚名額訂出後便不應改變。相信特區政府已看到香港面對的競爭，幸好我們由昔日剩餘的儲備充足，人們的儲蓄也多，在短期內可作支持。
問： 潮州人多做小生意，依賴節儉、勤勞，與海派風格不一樣？作為華人資本家領袖，如何對外競爭？
答： 幾年前我去汕大開校董會，市領導安排在飯後會見大群記者，被問及「潮州人以你為榮，你又會否以身為潮州人為榮呢？」這個問題不可猶豫作答，我在兩秒內便回應道，我以身為中國人為榮。
在我心中，同事中有不同民族，會說潮州話也不會有特別好處。潮州人有其長處，也有其短處。潮州人戰前多從事米舖、木材、煤炭、苦力、拉車等工作。但近幾十年潮州家庭亦著重第二代教育，但必須記著身為中國人，事業有成當然應該對家鄉有貢獻，但更要遠大思想，不只中國，甚至放眼世界。在事業上誰有貢獻、有歸屬感，便可成為公司核心人物，自然形成大群親信，不分國藉。在我兩個兒子加入公司前，我的機構內並無聘用親屬，我認為親信亦不等於親人。
但我並非不愛家鄉，我放了不少心血在家鄉，沒有任何一個生意比汕頭大學更佔用我的時間，最初10年我每次到汕大均工作直至零晨二、三時。
問： 成功領袖的模式應如何？你有何不足之處及成功必備的特點呢？
答： 我不算十分成功，我也有短處，但人沒有十全十美，要盡力去追求完善。作為一個領袖，第一最重要是「責己以嚴，待人以寬」，第二，要令他人肯為自己辦事並有歸屬感。
機構大必須依靠組織，在二、三十人的企業，領袖走在最前端便最成功。規模擴大至幾百人，領袖還是要去參與工作，但不一定是走在前面的第一人。再大便要靠組織，否則，便遲早會撞板，這些例子很多，百多年的銀行也一朝崩潰。
還有必須緊跟時代、超越時代，有創業家精神。這對你們攻讀MBA重要，工作亦然。要有創造性，勇於挑戰，但亦須集中在從事的行業，正如清代曾國藩的家書記載他的朋友說，去挖十口井，不如集中挖一個確定有水源的才最重要，熟悉本行差別很大。
1967年我做玩具工廠時，其中一種生產機器只可從歐洲一個國家用飛機引入，但我要趕生產，結果我把自己廠房內原有機器的一部份作出修改，24小時後使它生產量提升了一倍。但一倍並不足夠，要繼續增加，終於一部機器生產多四倍，既為客人解決問題，亦可多賺金錢。
中國人在15世紀時的技術也很出色，但無人去繼續創造。封建政治中，排列「士、農、工、商」，把「商」放在最後，但事實上「商」很重要。我們要有創造性，我公司內很多MD經常創作新念頭，只要有5成機會成功又只利用不多的資源，我都會支持。
問： 下屬最欣賞及最怕你的是什麼地方？
答： 最怕我問figure，在他們開會時沒有好好準備，說不出figure，又或是figure不對。有一次，一位在香港知名度頗高的同事跟他一位日本朋友告訴我一些figure，但我說不對，同事跟日本朋友商量後堅持沒錯，並說可以與我打睹。作為上司，與他們打賭金錢並不適合，終於以高爾夫球棍為賭注。後來經我解釋錯處後，翌日我便收到一套新的高爾夫球棍。但我最終沒有接納，因日本朋友始終是客人。我對工作很看重，不喜歡馬虎，但人不可能沒有錯，所以，如之前所講「責己以嚴，待人以寬」，但有些錯是自己蓄意去犯錯，例如貪污、在公司謀私利，便絕?